从建昌营到冷口关不足10里地，不一会就赶到了。在傍晚的雾霭中，他们老远便看见关口外的日本军营里火光点点，炊烟袅袅，大概正在做晚饭呢。随着指挥官一声枪响，士兵们饿虎扑食似地向日军的营地冲去。正是开晚饭时光，日本兵都拿着搪瓷缸准备盛饭吃，阵地上只有几个哨兵。米山队长好不容易把队伍集合起来，这时中国军队已冲到跟前，他扬着长长的战刀指挥队伍反击，都被蜂拥而至的中国军队压了回去。
139师的勇士们，抱着把晚饭留在战后吃的信念，用大刀、刺刀、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杀去，他们的大刀虽然不如宋哲元的29军那么厉害，但因为都是驻山西的友邻部队，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不少士兵的大刀技艺也是很高超的。他们的抵近拼杀，使日军大炮、机枪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应付了两个回合，便纷纷向后败去，任凭米山的督战怎么厉害，也拦不住一心想逃命的士兵。最后，连米山本人也只好跟着溃逃了。
战斗仅进行了两个小时，被日军占领四天的冷口关被夺回来了。
这一仗的重要意义绝不在于广大官兵利用速战速决的战法，吃了一顿胜利后的晚餐，它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下的唯一的一次进攻战，一次赶走敌人，夺回阵地的胜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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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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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构筑阵地工事
日军丢失了冷口，是绝对不会就此罢手的，商震深深懂得这一点。为此，他召集各师长、团长来进行研究。他说：几天前，在冷口这个阵地上，敌人是守方，我们是攻方。现在呢，颠倒过来了。我们夺下了冷口，我们就变成了守方，敌人则变成了攻方——敌人要来进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至于何时来，我们则不清楚。现在，我们就要研究研究怎样才能守得住的事情。请你们想一想。
黄光华师长首先发表了意见，他是一个很讲究实际，又深深了解自己长短的军人。他说：“这次蒙军座的果断指挥，将士的英勇牺牲，我们夺回了冷口关，这是可贺之事。但作为一名指挥官，我们的头脑要冷静，全面看一下战斗过程，也不能排除我们取胜有侥幸的成分在内，这就是敌人防守的松懈，以及阵地上缺乏甚至没有什么坚固的工事。”
“说得好！”商震打断了他的话，很赞赏地看了黄师长一眼说：对于敌人的这两条教训，我们要把它拿过来，当成我们的两面镜子，变他们的教训为我们的经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诸位军官如茅塞顿开，纷纷点头。
商震又进一步加重语气，强调说：和敌人比，我们的武器远不如人家。我们进攻敌人用韵是步枪大刀手榴弹；敌人进攻我们，却可以用飞机、大炮加坦克。这就提醒我们，要想守住已夺得的冷口，必须抓紧一切时机，构筑经得起轰、经得起炸的防御工事，准备与敌人血战一场！
从第二天起，32军的官兵，一方面派出侦察，密切窥探敌人的动向，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了构筑防御工事的工程。
就这样，在各级长官的带领下；32军的官兵利用利用敌人暂时休战的机会，在百里守防线上层开了构筑阵地工事的大战。
当地的老百姓也是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纷纷参加了修筑工事的行列。看到挖战壕缺少工具，开滦矿务局的工人慷慨地捐献了一万把铁镐，运到阵地上供士兵们使用；搭工事的木料不够用，矿务局就把支撑煤窑坑道的原木运来供部队用。
坚硬的石块和冻结的地层，使一把新镐用不了一天就磨秃了，两天就磨下去一大截，三天就变成了秃拳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的民众组织和工商部门找来许多铁匠，加上部队的工兵，在阵地上支起了一个个铁匠炉。前边镐锹飞舞，后边铁锤叮哨。磨秃的铁镐送到铁炉旁，经锻烧再生后，又一把把送到了官兵手中，大大加快了工事的构筑速度。
敌人也不知怎么了，从冷口败退后，几天来竟毫无动静。
两天后，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传来消息：敌人在那里打得正热闹。
商震想：也许日军兵力不足，不能几个地方同时开花；也许他们的战斗部署变化，重点有所转移，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全力投入阵地建设，要在长城线上，再筑一道看不见的长城。
日军在长城各口连连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后，极为恼火，极为恐慌。恼火是可想而知的，恐慌是因为怕遭天皇和议会的斥责。为了实现他们“确保长城山线”的目标，在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后，他们又气势汹汹地进行反扑了。开到冷口前线的，是第6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他们3月上旬从赤峰出发，经平泉、凌源县，于下旬抵达冷口北面的肖家营子。
敌人是抱着强烈的报复心理来的，一来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进攻。先是用炮火轰，接着在坦克的带头下，步兵哇哇叫着冲了上来。
对这次构筑的工事，他是充满信心的。事实证明，它经住了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牢固的掩体，极大地减轻了士兵的伤亡。特别是挖了许多大坑使威风凛凛的坦克栽了进去。这种中国古代绊马坑的战法，使现代化的坦克成了瓮中鳖，断腿马。
中国军队以逸待劳，精神百倍。各营连纷纷组成敢死队，由营连长官带领，像一支支利箭射向列队进攻的敌群，展开了集团式肉搏。这些山西娃娃兵杀得日本兵胆颤心惊，武士道精神也无济于事了。武运更是不“长久”了。战斗进行到午后两点，日军彻底崩溃了，再也无力还击，纷纷向后败退而去。
经过3天的激战，冷口关仍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无可奈何地把军队撤到冷口关外肖家营子一带，暂时停止了进攻。日本参谋本部在谈到这次冷口之战时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其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度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
3月中旬，中日两国军队在冷口激战多日，最后形成相峙局面。
兵力一字儿排开
3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见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连连失利，久攻不下，便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六师团的第11旅团全部向冷口一线移动。到4月上旬，冷口方向除11旅团的兵力外，还集结了第36旅团的四十五联队，第四旅团的骑兵部队，共计3万余人，并配以飞机、战车、大炮。日军于4月7日开始向冷口展开重点进攻。
32军军长商震，把139师和141师的一部分摆在前面，另一半人马留在后面作预备队。他们的防线从冷口往东延至义院口，往西延至喜峰口附近的董家口，正面竟达180多里，不足万人的部队要守这么长的口子，实感吃力。139师只好采取一线配置的办法，把兵力一字儿排开摆在长城各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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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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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组织临时救护队到前线服务
商震来前线检查防务时，很不满意，对139师师长、参谋长说：“你们这种配置敌人一碰就破，必须搞纵深式和据点式配置才行。
139师参谋长石彦懋苦笑着对商震说：“军座，您的指示很对，但是我们难以办到。为什么？打个比方说，你给我们棉花叫我们纺线织布，但棉花太少，只能纺成线丝，却织不成布，我们无能为力。”
商震不听他的，要他们变更部署，石彦懋有点为难地问：军座，我们对日本究竟是真打，还是只摆摆样子？。
商震动怒了：为什么不真打？。
“真打为什么不多派点部队来，为什么我们军只把一个多师摆在前面，把其他部队摆在后面？。
其实，石彦懋的话，正捅在了商震的心病上。
商震对抗击日寇的侵略本来是很积极、很坚决的，他千方百计摆脱阎锡山的羁绊，带领部队从山西北上，就是为了能在抗倭卫国中为中华祖国做点好事。
但自从他参加了北平军分会的几次会议，看到一些军政要员并不十分热心抗日的工作，思想产生了动荡。尤其3月下旬他去北平居仁堂参加了蒋委员长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聆听了他的讲话后，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他从蒋介石和何应钦一再强调的“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等谈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南京政府对日本不是真打，不是全力打，不是坚决打。因此将来的胜负可想而知。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感到，在蒋委员长的眼里，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去作无谓的牺牲，把手中的兵力拼光拼完呢？！
这样想过之后，商震便作出了既要抵抗日军的入侵，尽一个军人的职责，又要尽量保存实力的决策，不肯把全部军队投到第一线去。
守在冷口关前沿主阵地的是139师林作桢的715团和蒋纪珂的717团，开战以后，他们顶着日军的炮击和轰炸，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当然中国军队也付出了很大伤亡。
第二天，日军见强攻无效，便调集优势炮火，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毁灭性轰击，士兵在无隐蔽的情况下，坚持还击，人人满身硝烟，一腔怒火，营连排各级军官身先士卒，带头拼杀，营长张克巽在激战中英勇捐躯，士兵们前仆后继血战终日，终于保持了阵地的完整。
第三天，敌人除采取老一套打法外，又出动骑兵从阵地两侧迂回包围，配合步兵进行冲杀，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中国士兵对着奔腾的大洋马，一枪一个，放倒了不少，使日军的骑兵在山岳地带难以逞凶。至此，日军把空、炮、步、装甲等兵种全拉上了阵，中国守军经历了各种现代化火力袭击的考验，虽然伤亡不断增加，但官兵们仍死死守住了阵地。
第四天，战斗更加残酷。有的连、营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二，个别前沿阵地已被敌人突破。139师黄光华师长和一四一师高鸿文师长把自己掌握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不能解决问题。师参谋长石彦懋向商震军长打电话，要求派部队增援，商震严令他们；坚决顶住，增援部队即刻启程。但从唐山郊区的开平驻地到冷口，路途不近，又无现代化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赶路，不知何时能到。
第五天，守卫冷口西线白羊峪的一四一师郭维藩的七二一团受到敌人强大火力的轰击，伤亡惨重，尤其守在前沿阵地的三营官兵已所剩无几，营长戴英失踪不见，其他军官几乎伤亡殆尽。敌人乘此机会一阵猛攻，突破防线，冲开一条口子，杀了进来。
这样一来，冷口关的中国守军被从白羊峪冲进的敌人抄了后路，形成夹击，难以支撑，只好纷纷撤退。这时，商震派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败局已定。
坚持了五天的冷口关，于4月11日陷落敌手。
王以哲
（1896～1937）字鼎芳，吉林省宾县人，陆军中将，东北军的主要将领，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王以哲升任67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古北口方面的抗战。后移军陕西，王以哲通过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促成了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和两军的友好合作。193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