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全国而不代表一个农场在解释上的唯一变动是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假设所有各宗资本都是在同一邻区投放的。从而，同一种农产品的相等部分的价值也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办法是，把运输农产品到共同市场的费用算作它的部分生产费；每宗资本和劳动中有一定的部分充作运输费用。）
李嘉图第一类的改良，将使在最有利条件下的投资量的收益从OA增加到OA′，使其他投资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数量增加的。结果是，新产量曲线A′C′将是旧产量曲线AC的重复，但是比它高出AA′一段的距离。因此，如果对小麦的需求是无限的，以致仍能维持原有的各宗投资量OD，而仍有利可图，则小麦剩余仍和改变以前一样。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直接增产是不可能有利的；因此，这种改良势必减少小麦剩余总额，根据李嘉图在这里所作的假设：总产量完全没有增加，只有OD′的投资量，因OD′由A′OD′C′等于AODC这一条件所决定；则小麦剩余总额将缩减至A′H′C′。这个结果不以AC的形状，也就是说，不以李嘉图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采用的特定数字为转移。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数字例证一般只能可靠地用作说明，而不能用作证明。因为要知道这个结果是否暗含在证明该特定事例所用的数字之中，比独立决定该结果是真是假，还要困难得多。李嘉图本人没有受过数学上的薰陶。但是，他的直觉才能是无比的；有修养的数学家在最危险的推理过程中很少有像他那样安全可靠的。甚至穆勒那种锐利的逻辑才智也是不胜任这种工作的。
穆勒特地指出，一种改良使对不同种类的土地的投资的收益按相等的比例增加，比按相等的数量增加更加可能（参阅他的第二个例证，《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他没有注意，这样做他就取消了李嘉图严密论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改良并不改变不同投资在利益上的差异。虽然他和李嘉图都得到相同的结果，但那只是因为他的结果已经暗含在他的说明数字中了。
右图有一种趋势表明，有一类经济问题是不能由那些既没有李嘉图的天才，又不借助于把关于报酬递减或供求规律的经济力量表现成一个连续整体的数学或图表的工具的人来解决的。此图中曲线AC的意义和上图中相同；但改良对各宗资本和劳动有增加三分之一收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增加的是一个相等的比例，而不是一个相等的数量。新产量曲线A′C′位于AC之上，且曲线的左端比右端是高得多的。耕作只限于OD′投资量，代表新产量总额的面积A′OD′C′和以前一样等于AODC；而A′H′C′和以前一样是新小麦剩余总额。那末，很容易证明，A′H′C′等于AKE的113，而A′H′C′大于或小于AHC却取决于AC的特定形状。如果AC是一条直线或近于一条直线（穆勒和李嘉图的数字代表产量直线上的点），则A′H′C′势必小于AHC；而根据我们图中AC的形状，A′H′C′大于AHC。因此，就结论来说，穆勒的论证是而李嘉图的不是取决于他们所假定的总产量曲线的特定形状的。
（穆勒假定，一国的耕田包括三种数量的土地，各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八十和一百蒲式耳；然后他证明，使各宗资本投资的收益增加三分之一的那种改良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二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下降。但是，如果他把一国土地的肥沃度分成三类，而每类土地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六十五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如我们的图大致所表明的那样，他就会发现在那种场合下改良会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增加。）
最后不妨指出，李嘉图关于改良对地租的可能影响的见解，既适用于农业土地，又适用于城市土地。例如，美国建造带有电梯的十六层高的钢筋百货大楼的计划，假如由于建筑技术、照明、通风设备和电梯制造的改进，立刻变得既有效率，又可提供经济和方便。如果真是这样，则各城中的商业区所占的土地面积就比现在要少些；而大批的土地就会转向报酬较低的用途方面；其最终结果也许很可能是城市地基价值总额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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