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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请求”的过度反感，乃是认识内心需求的良好路标。使我们感受为不相称的那种反应，或许就是自我分析中特别有助益的。下面的说明，在部分的自我分析中，也许对于显示出有关我们在自我观察中所导致的错误结论，也是有用的。这说明乃是有关于一位我偶然见过面的忙碌的行政官，在电话中有人询问他是否能去码头会见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他很崇拜这位作家，以前在访问欧洲的社交场合中也曾见过他。因为他的时间已被会议及其他的工作所占满，所以事实上他是不可能答应这项请求的，特别是因为他还得在码头等好几个钟头。事实上他有二种方法可行，而这两种方法都是明达的，他既可以回答说他将仔细考虑并看是否能去，也可以表示歉意地婉拒，且问是否有需要他效劳之处。然而，他却立即冲动且唐突地回说他太忙了，而不愿到码头去迎接任何人。
过后不久，他便为这句话感到后侮了，接着他马上尽力去寻找作家的去处，以便需要时能帮助他。他不只悔恨此一事件；而且他也感到困惑。难道他以为那位作家不如他想像中那么的高贵吗？他确切地觉得他是高贵的。难道他自己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友善与助人吗？如果他真是友善的，那么他会因为处于要求证实他的友善与助人之举的困扰中而激动吗？
他这样的作法（分析）是正确的，他之能怀疑他慷慨的真实性，对他而言乃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因为在他理想的形象中，他是人类的恩人。然而，当时他并不够慷慨，但他藉着后来记起并已渴望提出及给予帮忙而否认他具有此种可能性。正当他脑海里这么想时，很快地却又步入另一想法。当他给予帮忙时应该是出于主动的，而他已事先被请求这么做了。于是他了解了当时他觉得此种请求乃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假使他早已知道这位作家到达了，他一定会考虑去码头接他。他现在还须考虑许多相同的事件──其中他曾对要求他帮忙一事报以激怒，而且他感觉到许多事情都是负担与逼迫，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请求或建议罢了。他也想过他对于争论与指责的暴躁，他得到的结论是：他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而且想要去支配他人。此处提及这点，是因为这种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支配他人的倾向。他由自身所获知只是他对逼迫与指责的过敏性。他无法忍受逼迫，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感到被束缚。而他无法忍受指责，因为他是他自己最拙劣的批评家。就此而论，我们也可以选取他怀疑自己的友善时所放弃的途径。大抵言之，他是助人的，因为他应该是助人的，而正是因为他对人性所拥有的那种相当抽象的爱。他对于每个人的态度比他所了解的还更具分裂性，因此，任何请求都使他陷入了内心的冲突：他应该答应请求而且是相当慷慨的，他也应该不允许任何人去压制他。暴躁乃是当时因无法解决而感到左右为难（情感矛盾）的一种表现。
“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与生活的效应，随着对他们的反应或他们经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则的，虽然其程度大小有异。“应该”总会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则此种紧张程度愈大。譬如，他会觉得他仿佛始终都是用脚尖站立着的，而且因长期疲备而感受到痛苦。或者，他也许会感到莫名的障碍、紧张或被困扰。或者，要是他的“应该”与他所受教化的期望态度一致，他也许会感到这种紧张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紧张”也可能强烈得促使一个积极者的欲望从活动与义务中隐逝。
此外，由于外移作用之故，“应该”总是以一种或多种方式而促成人性关系上的忧虑障碍。在这方面最常见的乃是对于指责的过敏。因为残忍地面对自己，他不得不经历任何其他方面的指责──不管是事实或只是预期的，不论是友善的或是不友善的──正如是一种对自己的责难。当我们了解因为他落后于他自加的标准，而感到何等地憎恨自己时，我们就会更了解这种敏感的强度了。其他方面，人际关系的障碍种类乃依较占优势的“外移作用”种类而定，此种障碍可使他对别人过于吹毛求疵或残酷，或过于忧虑、过于大胆反抗，或过于顺从。
最重要的，“应该”进而会损害情感、愿望、思想或信仰的自发性──如感觉自己情感的能力，与表达情感的能力……等等。因而，充其量这种人的行为只能具有“自发的强迫性”，（引用某一病人为例）他只能“自由”地表达他所应该感觉的、愿望的、思考的或相信的。我们已习惯于认为我们是无法控制情感而只能控制行为的；在与他人交往中，我们能够强迫他人工作，却无法强迫任何人去喜爱他的工作。同样的，我们通常能使自己马上装出那种毫不犹豫的动作，但却无法使自己具有真实的自信感，这依然是万分真确的。若我们不需要澄明，精神分析可提供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如果“应该”发出有关情感的定则，则“想像”必会挥其魔杖而使“我应该感觉到的”与“我现在感觉到的”此二者的界线消失。于是我们会意识地相信或感觉到，如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一样。
在分析中，这种现象在当假情感的伪信发生动摇时，便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病人也因此会经历过一段痛苦的但却颇具建设性的“昏乱期”。譬如有个女人，她相信她是因为她“应该”喜欢每一个人而才喜欢人，她或许会问道：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父母亲吗？或者，我真的喜欢任何人吗？那时这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一切阻碍真实情感之抒发的恐惧、猜疑与愤恨（这些还被“应该”所掩蔽着）只有当它显现在目前时方能加以解决，我说此一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求真”的开始。
自发的愿望所能被内心指使压制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引用一个病人在发现了她的“应该之暴行”后所写的信于下：
我知道我简直无法希冀任何事物，甚至于连死也不能！“生活”亦然。迄今，我想到我的困扰正是因为我无法去做事，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无法料理我自己的事情，无法接受或控制我的暴躁，无法使我自己更仁慈、不论是经由纯粹的意志力，坚忍或忧伤而来。
现在我第一次发觉到我实实在在无法感觉出任何事物。（的确是的，因为我那显著的神经过敏！）对于痛苦我知道得何其澈底──六年来我的每个毛孔一次又次地被内在的愤怒、自怜、自卑与失望所堵塞住！现在我又知道──一切都是消极的、反动的、强迫的，一切都是来自外部的欺骗；我的内心，完全空无一物。【取自一九四九年，美国精神分析杂志“真我的发现”中由卡伦·霍妮所序之“一封信”】
“虚构情感”的表现，对于那些理想的形像在于朝往良善、爱情与神圣的人最为明显。他们应该是体贴的、受欢迎的、富同情心的、慷慨的、钟情的，因此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具有所有这些特质。他们的谈吐或动作姿态一若他们就真的是善良的与钟情者一般。而且因为他们确信它，所以他们甚至于可暂时地使他人也相信。当然这些虚构的情感并不具深度支持力。在适当的环境下，他们也许是相当一致的，因此自然不会被人怀疑。在《女人阁》一书中的吴夫人，只当困难发生于家中及当她遇见一位感情生活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性后，才开始怀疑她情感的真实性。
“定做的情感”其肤浅更常见于其他方式里，它们也许很容易消失。当自尊与虚荣心受到伤害时，“爱情”迅速地让路而变得“漠不关心”，或“愤恨”与“轻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扪心自问：“我的情感或意见何以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们只觉得有另一个使他们对人道的信仰遭到挫折的人在存着，或觉得他们未曾“真正地”去相信他。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许没有容纳强烈且活跃的情感的雅量，但是在富意识的层次上所表现的，通常是一种缺乏真实性的有力托辞。他们长久给人以虚幻而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较专门的用语来说──给人一种“骗子”的印象。突发之怒通常是唯一真正无所掩饰的情感。
在另一种极端行为中，无情与残忍的感觉也会被过分地夸张。在有些心理症患者中，其温柔、同情与自信感觉上的禁忌（taboo），就如其他人在敌意与报复方面的禁忌一样大。这些人觉得即使缺少任何亲蜜的人情他们也应该能够过活，因此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这些人际关系。他们不应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相信他们无所顾虑。于是他们的情感生活虽然较为赤贫平实但却较少扭曲。
必然地，由“内心指使”所酿成的感情画面，并不全像这两种极端一样的合理化。其产生的定则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你应该很具同情心，因此无法逃避任何牺牲，但你也应该很残忍，这样才能达成任何复仇行动。结果一个人有时确信他是无情的，有时却是极端的仁兹。有一些人，有如此多的情感与愿望被阻止了，因此普通的情感泯灭，也由是而生。譬如他们希望在某些事物上加上一些禁忌，这些禁忌可盖住所有活跃的愿望，而且对他们之独立行事也会产生普遍的抑制。部分由于这些抑制，他们发展出普遍的要求，因为他们觉得有权使生命中的每件东西呈献在银制的大盘上。然后因此种要求遭受挫折所生的愤恨，会被“我们应该忍受生活”的这种指使所中止了。
这些普遍的“应该”对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害处，比他们所造成的其他损害更少被人发觉到，实际上它是为了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完美典型所付的最高代价。情感乃是我们自己所具活力的部分；要是他们处于独裁政治下，那么在我们的基本生存中将会产生极深的不定性，它一定会不利地影响我们和我们自己内在与外在事物的关系。
我们几乎无法估计内心指使的震撼力强度有多大。实现理想化的自我的驱力在个人心内愈占优势，则“应该”就愈成为转变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唯一动力。当一个与真我远离的病人发现了他的“应该”的一些阻碍效应时，他仍旧完全无法考虑放弃掉这些应该，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他如此觉得──他就不会或不能做任何事。有时他会以如下的说法来表明这种关系：他以为一个人除了藉用武力外，是无法使他人做“适当”之事的，这乃是他内心感受的具体化表示（外移作用）。于是对于病人而言，如果“应该”的主观价值已根深蒂固，则只有当他体验出在他自身内存有另一自发力时，他方能免除此种主观的价值。
当我们了解“应该”的巨大强制力后，必定会提出一个问题，此问题的答案将于第五章中加以讨论：当一个人发觉他无法满足他内心的指使时，他会有何反应呢？先简短地暗示此一答案吧：他会因此而开始憎恨并轻视他自己。事实上，我们并无法完全了解“应该”此一压力所具有的震撼力，除非我们知道它们与自恨彼此相混合的程度。此种震撼力乃是惩罚性的自恨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