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两本香港印刷的竖版书尚在，李昌威摇了摇头。
“他们就是因为我拿了一个叫杨文峰的人的一个包袱，就追杀我。”
“可包袱里没有贵重物品呀。”
“是的，除了两件换洗的内衣，一些钱之外，就只有这两本书和一份草稿。”
“原来是这样，”老者盯着那两本书，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沉重，“这两本书我也看过，不过你说的什么草稿，我没有看到，大概丢了吧……”
李昌威疑惑地看着老者。
四
不出一个小时，技术人员就把所有拍摄到死者武警战士小王的录像带送到魏建国的电脑屏幕上。根据录像拍摄到的情况，守卫毛主席纪念堂的武警战士小王是在下班后随着下岗的战友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纪念堂的，录像带上的时间显示是六点半。
另外两盘录像中显示了小王的队伍迈着步调一致的步伐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正在天安门上游玩的群众纷纷摆好姿势，抢拍下以行进中的武警卫队为背景的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魏建国在广场的人群中细心搜寻可疑的对象。
十分钟后，另外一盘隐藏在武警战士门口的摄像镜头拍摄到队伍到达故宫宿舍的情景。队伍在宿舍门口停下来，不知道谁喊了声“解散”，武警战士们肩膀突然松弛下来，然后或走或跑迈着轻松的步伐朝宿舍而去。不一会门口就只剩下一个战士。
那个战士就是现在变成尸体的小王。他在门口干什么？魏建国反复倒带研究他站在宿舍门口的动作，十分钟后，他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在口袋里找东西。录像上的小王把几个口袋又翻找了一遍，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站在原地呆了一分钟的样子。
宿舍就在十步的距离内，如果找不到，完全可以到宿舍去看看，但小王并没有走过去，而是转过了身，犹犹豫豫地朝刚才来的方向走回去。
魏建国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判断出那个武警小王是忘记带宿舍锁匙。
小王离开宿舍区后，进入到天安门，但天安门上的录像没有拍摄到他走回去的镜头。另外更加隐秘的摄像机拍摄到小王躲躲闪闪地从天安门边缘绕了一大圈，朝毛主席纪念堂走去。
“搞什么鬼，他在躲什么？”魏建国疑惑地自言自语。这时他身后的穿国家安全制服的助手开口了：“他不是躲什么东西，他穿着只有上班时才穿的佩戴绶带的制服，是不能一个人在天安门上走的。他们上班和下班都必须列队起步走。”
“哦，原来是这样，多亏你，否则我的调查方向可能偏离轨道，就算能够纠正过来，也是两天以后的事了。”
助手自豪地看着这位国家安全部传奇人物神探魏建国的背。魏建国的精神则仍然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另外三盘录像带显示小王在绕天安门一大圈后，回到毛主席纪念堂侧门，他在那里同一位站在门外的武警战士讲了几句话，那个武警战士打了个放行的手势，然后小王就消失在纪念堂的小侧门里。
拍摄到活人小王的录像带到此结束。
接下来两天里，魏建国亲自询问了相关人士，证实了他的推测，武警战士小王返回毛主席纪念堂是为了找回锁匙。当时在侧门值班的武警战士违反纪律让小王进去找锁匙，结果小王就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出来。
凶杀案发生在毛主席纪念堂里！
他从侧门进入纪念堂，然后顺着小王当天应该走的路走了一遍，只用五分钟。天安门的武警仪仗队每天要站至少四到六个小时，笔挺地纹风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这时身上的任何一点重量都可能成为负担。站岗的战士一般不带锁匙，如果万不得已带了锁匙，也会在上岗前，把锁匙悄悄放在身边方便的位置。小王就是这样做的，但当他下班时，却忘记了锁匙。
第三天魏建国已经在前几天小王走过的这段路上走过了好几十遍，这里有两个楼梯，其他路段是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摆放着仙人掌。
不知道走到第几十遍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看了看手表。然后，他找到纪念堂负责人，一个六十岁的胖乎乎红光满面的男人，说下班后希望一个人留在纪念堂里。那领导面露难色。
“我们有规矩，下班后不能在纪念堂里逗留。”
“这是什么规矩？怕闹鬼吗？”魏建国讥讽地说。
胖乎乎的负责人有些恼火，“规矩是规矩，我能说什么？”
“那总有例外，对不对？什么情况下可以例外？”魏建国紧追不舍地问。
“我没有这个审批权力，只有我上面的单位领导才可以批准。但他们也都是听中央的。”
“你肯定记得一些特殊情况吧？”
“不错，我记得，新任总书记上台后就在深夜来过，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也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过来缅怀毛主席他老人家……”
“的尸体？”魏建国皱了皱眉头。
“不，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负责人提高声音，没有掩饰自己的怒气。
“对不起，”魏建国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不太适合，道了歉，“我是办案人员，如果想让案子水落石出的话，就必须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政治观点和私人感情。这点请你理解。”
负责人的脸色也渐渐多云转晴。末了，他给魏建国建议，找他们局长，出示取证或者搜查证，然后找到上面负责单位就可以进入了。
两天后，他才拿到下班后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的特许证。他选择了那天武警战士小王返回来时的时间准时从侧门进入纪念堂。小王那天值班是站在毛主席的水晶棺材旁边的。从这个侧门走到那里的通道他白天都走过几十遍了。
他边走边观察，上到二楼时，放眼望去，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感觉。他怔在那里，仿佛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来，不禁打了个寒颤。
仍然站在那里，向那条二十米的长廊望过去，单调空寂的长廊让他的眼睛有些发花，有些酸胀，他揉了揉眼睛，再睁开时，突然感觉到走廊里有影子在晃动……
他裹紧夹克衫，提起好像比平时沉重了许多的腿顺着走廊走向陈放尸体的场馆……
五
1976年9月9日，中国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逝世，拥有七亿农民的中国农村一片哭声，山河同悲。哭过之后，回过神来的中国农民陡然间失去了精神寄托，这时他们才感觉到肚子饿。农民们开始摸索出路。以前靠人民公社维系的中国农村顿时陷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地方基层组织迅速大面积陷入瘫痪状态，而这时农村社会又面临了严重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一些乡村的农民为了自保和发展而自发组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
1982年中共中央调查部刚刚复职不久的一名老调查员经过六个月的深入农村，写出一份绝密报告，在报告中他警告北京当局：农民失去了精神寄托，物质短缺，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出现了公共组织和权力的真空，一些地方农民开始自行组织起来……这种发展趋势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引起农村骚乱甚至暴动。这位老调查员在报告结束时建议：鉴于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自发成立了村民自治委员会，中央应该考虑出台更加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相关法规规定，既然可以引导农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又可以控制其发展方向。
这位老调查员的报告只是锦上添花，当时政府高层有识之士早就有此考虑，但调查部老调查员的报告提到了“农村骚乱”和“暴动”的字眼，无疑加速了中央采取行动。
1982年开始，北京除了继续利用执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同时开始大力推动建立农村村民委员会，并将其功能由制定乡规民约、维护社会治安扩大为社区事务的全面管理。
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
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1988年6月，村民自治正式启动实施，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乡村选举。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95万个村委会，400万名村委会干部，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进行了第五第六届村委会选举的村子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和城市人先富起来的相比，中国农民先民主起来了。九亿农民生活在自由选举村干部的环境里。与他们相比，中国城市里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上海市民，仍然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在问到哪位是上海的市长时，还想不起来。
自从有了直选村长的村民自治制度后，有关其性质和作用，特别是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与中国的不断深入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方面的争论就甚嚣尘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研究村民选举的中国学者主要围绕如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村民直选制度是什么玩艺，当时是怎么出笼的？中国农民怎么稍微不小就变成中国最先民主起来的群体？二，村民自治委员会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雏形？如何发展下去？由最落后最愚昧的一群人试验成功的“民主制度”是否可以扩大到镇县一级？三，村民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是否正常？有否影响民主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四，中国农村的村民直接选举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对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的影响作用……
198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部在制定每年分发给海外情报员去搜集的情报提纲里，都没有忘记加上一条：收集有关外国情报机关对我农村选举的渗透情报，收集外国政要和学者对我农村村民自治的看法和建议……
同时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和反间侦查局联手对付那些别有用心的海外组织和个人介入我村民自治活动。这一摊工作一直由国家安全部的许长征负责，后来他升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至今他仍然对海外情报部门渗透我农村乡村直选提心吊胆。
目前至少有六十多家海外基金会或者研究机构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获准对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直接选举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等美国著名的基金会。
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的专家，对中国乡村直接民主选举关心的焦点围绕一个问题，而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是农村实行的这种民选制度对中国未来有什么影响。两种观点如下：一种认为，中国实行了二十年的村民选举制度是一个失败，而他造成的混乱特别是宗族关系混乱，地方暴政和浪费资源等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是不现实的；另外一种认为：在全世界最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民中成功实行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强有力地说明民主和收入状况并无直接关系，目前中国最贫穷的农民都实行了小范围的民主，而上海还在几个上面委派的人的统治下……李昌威的家乡已经进入到第四次民主选举换届，他成功当选为小李村村长。但无论是李昌威还是小李村的老村长和村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虽然实行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但并不知道围绕他们有以上的各种议论。
所以，那天当那位半白头发的老者向李昌威详细讲了村民自治委员会从萌芽到发展的过程时，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