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和袭击者之间……可是，他却看到了一切——
两边的特工的手枪已经被暗器击落在地上，挡在自己前面的身材魁梧的特工正软绵绵地以慢镜头的速度瘫软下去，许长征恍惚看到——说“看到”不如说“感觉到”更加贴切，一个好像似人又好像似炮弹的东西像离弦的利剑向他激射过来，在他有了自己遭到袭击的意识地同时，那人的两只寒气逼人的利爪离他的咽喉只有三寸……
第七章
一
康伴智二十年前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时，同班同学中的佼佼者直接被香港中信、中银等大公司招走了，接下来有一些热门单位如经贸部、外交部等又派人事部门来人拿走了十几名同学的档案袋，轮到康伴智的时候，面前的分配选择只剩下两个：国家安全部抑或回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康伴智是内蒙古自治区考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在这两个选择面前，康伴智很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他选择留在北京。
到国家安全部上班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康伴智都在观望。他害怕太投入，因为很多年轻人一进来就热情高涨，领导很快就委以重任。结果转眼间，当他们真正明白了这里的工作性质，不愿再干，想跳槽时，已经晚了。因为他们接触了国家机密，调出去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由于太投入而接触了机密，所以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消密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单位确实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
康伴智抱着这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不知不觉过了两年。这时和他一起进入国家安全部的大学生已经先后从一般干部成为“副主任科员”，康伴智很是不以为然。两年来，他一直在东张西望，准备找到好单位就跳槽。当时国家安全部普通科员的月工资是一百一十九元，吃不饱也饿不死。
就在康伴智东挑西选，看这个工作不顺眼，看那个工作不尽人意的时候，他注意到和他一起进国家安全部现在和自己同宿舍的两个年轻人身上起了变化。那两个年轻人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自然比康伴智勤快努力很多，所以从一开始就经常被领导带出去执行秘密任务，两年下来，他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经常被委托在北京范围内接待来北京汇报工作的秘密情报关系或者全省各个安全厅来京汇报工作的领导干部。
每次看到他们屁颠颠跑出跑进，安排住宿，安排宴会，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康伴智就在心里冷笑着想：为了一百多块人民币，值得吗？
但不久他就发现情况有些异样。因为虽然三位都是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但那两位却逐渐提高了生活档次，先是好烟好酒不停带回宿舍，到第二年的某一天早上起来，康伴智打开大家共用的衣柜时，才突然发现，自己需要用衣架挂起来的高档西装高级衬衣已经没有了，而衣柜却越来越挤。他发现同宿舍的两位同事在短短两年里竟然添了好几套高级西装……当天，他开始观察，结果马上发现了更多不寻常，两位同事的手表都换了，钱包里的钱装得满满的，对了，他们的头发上还擦了油，其中一个的床头还放着索尼随身听。
这一发现让康伴智很好奇也很不舒服。光那几套西装就足足超过他自己两年的工资。从那以后，他开始仔细观察，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问题出在接待上。他这才知道两位同事整天跑出跑进乐此不疲的原因。每次接待都是预先从情报经费中领取，接待过后再把发票拿回来，贴上“情报特费报销单”，让处长签一个字，拿到财会实报实销。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知道了两位同事兼室友发了小财的秘密后，康伴智的心理不平衡了，他自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比那两位强，但他们不但升了副主任科员，而且还先富起来了……
康伴智开始改变人生计划，他决定干一行爱一行，立足本职工作，逐渐改善生活环境。正如他自己所想，他确实比一般的年轻人优秀，一旦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很快就在工作中显示出自己的特长和实力。他比其他人更勤快、更会察言观色、也更善于思考和算计。三年后，他是那一批大学生中最先转成主任科员的，他是被跳级提升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越来越喜欢上情报接待工作以及情报工作本身。
中国政府每年花费在吃吃喝喝上的费用据统计可以用来盖一千所希望小学还有剩余，可以每年建造十艘航空母舰外加十个洲际导弹，虽然国务院再三禁止吃喝风，但还是无法煞住。于是有些好事之徒联合报社记者，等天一黑就到北京各大豪华消费场所的停车场抄豪华轿车车牌号码，并拍照为证。他们拿着抄来的车牌号到车辆登记处核对车主和小车单位。靠这种方式，他们让经贸部和其他一些贪污腐败重灾区的国家单位大小领导闻风丧胆、食不甘味。当然，就连这些记者也清楚，有一个单位的车辆不在他们追查的范围内，那就是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是唯一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确认具有“花天酒地”权利的国家机构。每年，国家安全部用于请客送礼宴请招待“客人”的费用高达二十亿人民币，但这和西方情报机关的类似“情报”经费支出相比，可能只是一个零头。
但就算是这个零头的零头的零头，也足可让康伴智决定一辈子献身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
二
那些年，康伴智送到财会部门报销的发票和白条几乎是五花八门，仅仅招待客人召妓的费用就超过了一百万人民币。作为国家情报机关，当然不能鼓励客人召妓，但很多客人常年战斗在敌人心脏，回到北京后很想放松一下，和中国大陆的女孩子亲近一下，情报部门虽然不鼓励，而且也不会主动拉皮条，但如果客人真叫了“鸡”，作为要解决情报关系全部费用的情报部门，自然得想办法出这笔费用。好在写一张白条就可以了，反正作为情报接待费用，中央的任何部门都无权进一步审查费用具体支出明细，至于打多少白条，白条上的数字是多少，就是康伴智等负责接待的人自己决定的事。
这一切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想起这些小偷小摸，康伴智局长现在还有些脸红，当然他也知道手下的年轻人现在还在步自己的后尘，只要他们不是太过分，只要他们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保持对他这个局长的毕恭毕敬，他愿意睁只眼闭只眼。
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从一门心思放在发票和白条上转移到真正的情报工作上的。他只知道自己是年轻人中最快升任副处长的。大概从那时开始，不再需要他去亲自接待，他更多的思考起国家的情报工作：如何多出情报，多出领导人喜欢的好情报。
多出情报，多出好情报，就可以受到表扬，获得嘉奖，也就有更多机会被升职。职位越高，也就更容易为国家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当然职位越高，每年手里可以支配的情报经费也就越多。想当初他在接待中，每天可以从吃饭和车船费用中靠多开发票的办法赚几十元一百元，等到当上了副处长，他每年就控制着一千万的情报开支；他当然还知道，等当上处长，每年手里的那支笔就可以批五千万的报销经费，至于局长，他不是太清楚，大概有三个亿吧。
当了领导后，康伴智的思考方式也起了变化，他不再那么贪小便宜，而是更注重把钱花在重要的情报关系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舍得花钱出去，那些情报关系，或者外界称呼的间谍、特务们受到他的大手笔的接待，就会知恩图报，相应报回更加多、更加好的情报。
康伴智就是靠这些间谍特务们报回北京的获得领导重视的情报一步步升上局长的高位的。
他需要更加好的情报，在中国目前的情报评估体制中，所谓好的情报也就是得到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的情报。如果军委主席、总书记或者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应用了你上报的情报，那么你是铁定要升职的，来年的情报经费增幅将以百万元为单位。退一步，如果你手下的特务们报回的情报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批示，那也很了不起。就算是最高领导人画了个圈的那些情报也足够情报干部们庆祝一个星期的。当然更多的情报则是默默无闻地到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循环一圈，然后被保密单位收档封存。
康伴智是当了副局长之后才逐渐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所谓好情报，也就是迎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胃口的情报，情报本身是否可靠是否真实甚至是否是故意捏造出来敷衍、糊弄、误导领导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迎合最高领导人的胃口、如何抓住领导人关心的焦点，用情报的方式表达出领导人心中所想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用情报表达领导人心中深层的担忧和期望……
这期间，康伴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体会，暗自揣摩，也细心比较了各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情报的需要和他们各自独特的胃口。他发现，毛主席晚年只看得上歌功颂德的情报，当时几近瘫痪的调查部输送给毛主席的情报，被张姐（张玉凤）和“孟夫子”（孟锦云）两位如花似玉的小护士挑三拣四一番，凡是认为能够让主席开心地睁开眼或者拿起她们粉嫩的小手抚摸一番的，她们就娇声细气地读给主席听。所读的那些大多是来自东欧和亚非拉国家对毛主席伟大地位和“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赞扬的“情报”。后来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后，特别务实，邓小平多次强调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他主政的年代，国家安全部每年都制订厚达七百页的科技情报搜集提纲。调查部后期养成的把眼睛盯在国内、不时无中生有地制造点假情报的做法在邓小平时代行不通了。邓小平主意已定，对于情报部门报上来的耸人听闻的政治军事情报不屑一顾，坚持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不管是什么情报，只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作用的就是好情报。
第三代领导人是在1989年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中上台的，这决定了他们草木皆兵、心怀恐惧、半信半疑的特性。他们从一上台就开始依赖情报。整个九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必须尽快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说白了，也就是尽快找到新一代领导人对情报的新口味和新要求。
康伴智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崛起的。当然他也走了弯路，他一度认为新领导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应该也是务实的，应该也是比较喜欢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益处的情报，当然这也没有错。他又提供了大量的歌功颂德的情报，也就是搜集海外各国领导人对第三代领导人统治有方的高度评价和肉麻吹捧，当然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排斥这些情报。可是，康伴智看到，上面两类情报都无法成为特级甲类情报。而且这段时间，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不停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在副局长当到第三年的时候，他突然悟出了真谛。原来，第三代领导人失去了第一第二代领导人的威信，上台又靠的是坦克和军队，他们虽然也喜欢歌功颂德，但却始终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他们怀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认为敌对势力在怀疑他们执政的合法性，他们害怕来自内部和外面的一切敌对分子和不安定因素，他们有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