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尽了情，多年之后，张发奎、吴奇伟仍不忘这一幕动人而又苦涩的悲剧。
第四军由桂林进至全州，不料湖南省主席何键怀疑第四军将进攻湖南，云集大军于衡阳抗拒，封锁北上之路，扬言若无中央命令，便不准第四军进入湖南。第四军北上援黑，其实是汪精卫指使张发奎做下的一个骗局。汪精卫为了在汪、蒋合作中攫取更大的实权，当然要使他那“皮包公司”有一点硬货撑门面，因此便要张发奎以北上援黑的名义将第四军由广西拉出来，一可削弱桂系的实力，二可使自己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有实力可恃。张发奎在政治上一向听汪精卫摆布，因此便从上海赶回广州，向广州国民政府和李、白提出准第四军北上援黑。经过一番波折，第四军终于成行了。但是，到了全州，一被何键所阻，二因军费无着，致使全军寸步难行，滞留全州。恰在此时，由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所组成的第十九路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挑衅，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鼎沸，李宗仁也在广州电张发奎云：“此时沪战正急，热词危殆，若四军停兵不进，殊难自解。故无论北上或东进，弟当力为赞助成行。如何请早作决定。”张发奎窘困万分，急得无路可走，只好跑到南京去找他的后台老板汪精卫请示办法。
却说汪精卫自从与蒋介石合谋挤走了孙科后，便当上了行政院长。国府主席林森为人淡泊，他平日除了鉴赏古董外，并不介入党争，因此国家权力均由蒋介石和汪精卫把持。汪精卫坐上行政院长这把交椅后，正颇为得意，忽听秘书陈春圃报告，张发奎求见。汪精卫眼珠转了转，忙问道：
“他来干什么？”
“请求中央给第四军颁发北上命令和饷项。”陈春圃答。
汪精卫怔了一怔，他虽身为行政院长，但这军队调动之事他无权过问，也没有钱给张发奎发饷，他更怕此时与张发奎拉得太紧，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这行政院长的交椅坐不下去，因此便不管与张发奎多年的交易和张军目下的窘境，对陈春圃道：
“你告诉他，就说我病了，不能见客！”
陈春圃来到客厅，对张发奎道：“汪先生病了，不能见客。”
张发奎此时正急得火烫眉毛，他也不管汪精卫病与不病，径往室内冲去，一边走一边大叫：
“这事非找汪先生解决不可！”
汪精卫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得张发奎冲进内室，急得即从床上逃入卫生间躲避。张发奎奔进室内，汪夫人陈璧君阻挡不及，只得以好言哄骗张发奎：
“汪先生的糖尿病又犯了，已经几天不见客不出席会议了，向华，有事改日再说吧。”
张发奎虽然粗莽，但却粗中有细，他到南京时曾先见过陈公博，陈说上午与汪先生开会商议迁都洛阳之事，并无说汪生病，又见汪的呢帽大衣均挂在衣架上，证明汪必在家中，便说道：
“汪先生既是病了，我就来探探病吧。四军的行动，乃是奉汪先生之命而北上的，到了这进退维谷之地，必得汪先生出来说话才行。”
“汪先生到中央医院住院去了。”陈璧君说道。她知道，如不把这猛张飞哄走，准会闹出事来。
此时，汪精卫躲在卫生间里，心情甚为紧张，他生怕张发奎闯进来把他拖出去，问他要钱、要官、要开拔命令。又因他躲得太急，没有穿多少衣服，卫生间又无暖气，一时又惊又冷，两排牙齿兀自发起抖来。张发奎听得卫生间里有人牙齿打架，便知是汪精卫有意回避他，一时气得目眦皆裂，高声叫骂起来：
“丢那妈，只恨我老张瞎了眼，跟错了人，姓汪的，你听着，我们后会有期！”
张发奎说罢扭头便走。汪、张多年的政治关系，至此彻底破裂。抗战时期，张发奎在柳州当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仍能与李、白再度合作，而抗战胜利后，张发奎负责接收广州时，对陈璧君一家则进行严酷搜捕，丝毫不客气，除了对汉奸汪精卫夫妇的投敌叛国出于清算外，也含有报当年被骗之仇的意思，这是后话。
却说蒋介石得知汪、张关系破裂，不禁心中暗喜，为了收买张发奎和第四军为己所用，他即命宋子文给张发奎送了十万块钱，请张暂时出洋考察。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电令吴奇伟率第四军由衡阳、经醴陵进入江西剿共，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拨发该军的开拔费，蒋介石再一次把第四军抓到了他的手上。第四军将士和广西民众的抗日热望，遂成泡影！
第六十一回 机不可失 陈济棠仓猝反蒋 左右为难 黄绍竑奉命“再嫁”
却说张发奎和第四军离桂后，李、白仍与陈济棠合作，借重胡汉民的声望，以两广联盟反蒋。自非常会议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个党政机构，两广仍呈半割据的独立状态。此时，蒋介石正有事于江西，在对红军一、二次围剿失败后，又接着调集了数十万，乃至百万大军，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蒋介石既忙于“剿共”，对两广一时无力过问，只好听之任之。李、白在多次反蒋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也不敢再轻举问鼎中原。他们决定在这暂时的和平共处局面之下，抓紧休养生息，养精蓄锐，恢复元气。鉴于几年来的粤桂战争、滇桂战争、湘桂战争，桂系与广东、云南、湖南都交过战，为了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李、白提出了“亲仁邻善”的口号，除与广东联盟外，还派代表到湖南、云南、贵州与何键、王家烈、龙云等联系，希望勿再兵戎相见，彼此保持友好安宁。云、贵、湘、粤这几个邻省，都不同程度地害怕桂系，今见粤桂结盟，云、贵、湘更怕受其侵害，因此都愿与广西和好。省境安宁后，李、白便以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的精神，励精图治，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因李宗仁为了巩固粤桂联盟，此时不得不长住广州，建设广西的任务，便落到了小诸葛白崇禧的肩上。李之对白，一向是专任不疑，由白崇禧放手搞去。白崇禧虽然足智多谋，但在他的思想武库里，治世之道除了管仲、孔明的谋略外，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可供使用，他的理想，仍不离王霸之业。李宗仁把广西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他便以管仲“作内政、寄军令”的一套政策，搬到他治下的广西来，提出了“三自，”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三自“政策是：自卫、自治、自给：”三寓“政策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白崇禧也知道，当今的中国，虽然也象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群雄割据，混战不已，但治世之道，也不能赤裸裸地摆出管仲那一套来，因此，他不得不给他的”三自“政策贴上一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标签，以便号召。有一天，他到广西大学去演讲，向教职员工阐述他的”三自“政策，他说：
“三自政策就是自治、自卫、自给，是根据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制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因此，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实行……”
恰好此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在座，马君武是个老同盟会员，三十年前，白崇禧还在老家会仙高等小学，跟李任仁先生念“人之初”的时候，马君武便在日本东京与黄兴、陈天华等人起草了同盟会章程，并在《民报》上撰文倡导民主共和。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民国十年，孙中山开府广州，任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个月后，孙中山派马君武回广西任省长，那时，白崇禧和黄绍竑还在百色当营长。马君武自从在贵县罗泊湾遭俞作柏部袭击后，到广州不久即去上海，直到民国十六年黄绍竑当了广西省长才请马君武回桂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马君武一心办学，短短几年间，便把广西大学办得颇有名望。但是，马君武对白崇禧的“三自”“三寓”政策甚为不满，因为“寓将于学”一项，必须在学生中实行军事训练。马君武抨击此项最力，指责白崇禧军人不懂教育，蹂躏学界。只顾军事，不顾其他，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白崇禧听了虽然气愤，但因马君武资格太老，名望太高，一时也不敢动他。这次，马君武见白崇禧滔滔不绝地讲着“三自”政策，还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扯上了，心中一时火起，遂插话道：
“白副总司令，‘三自’政策好是好，我看如果再加一‘自’，那就更好了。”
白崇禧一愣，心想这马老夫子一向和他唱对台戏，何以今天倒贡献起建议来了？只得把话打住，问道：
“不知马先生有何高见？”
“这一‘自’，就是‘自杀’！”马君武站起来，用手杖使劲戮着地板，大声说道：“自治、自卫、自给——自杀！”
白崇禧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是个铁腕人物，岂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因此马君武只得辞职走开。白崇禧即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西大校长。白崇禧在贯彻他的“三自”“三寓”政策中，虽然专横跋扈，雷厉风行，但却颇能以身作则。他提倡廉洁苦干的精神，自己平日身穿一套粗布灰军装，腰上扎条皮带，戴只灰布军帽，脚穿青布鞋，象士兵一样打着人字裹脚。只因他戴着一副无边近视眼镜，才象一个参谋军官，不然便是一个十足的桂军士兵了。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无倦意。不但衣着朴实，吃的饭食也甚为简单，不招待来宾贵客，不设宴会。白崇禧精明能干，艰苦奋斗，手段强硬，在他督率之下，广西从上而下，刻苦奋斗，蔚然成风，赌博、贪污之事极少，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经过几年的生聚，无论财力、军力、民力皆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增长。在全国一派混乱破败的形势下，广西俨然已成模范之省焉！
有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者赞曰：“假如中国有两省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德国驻粤总领事官阿登伯博士到桂视察商务，亦赞曰：“由梧到岂沿途所见，觉广西秩序甚佳，各项建设已有显著之进步。”
日本记者和田济叹曰：“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慓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他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评论曰：“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好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好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连官兵共有二万人，可算是能裁兵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
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经过广西的情形，亦有记述：“由我这几天旅行，我得到了一个感觉，从公路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推断广西、广东、湖南的政治的成就。在广西、湖南的公路，都平坦良好，可是一过宜章，踏上广东地，那就不同了，简直是初筑的路胚，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车时，常把我们抛起与车顶相撞，讨厌极了。广东亦不比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