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砂玻璃隔墙上写着备种金字，隔墙里面工作人员各守岗位，没有一点点骚乱和不安的迹象。大厅内安安静静，确实像个体面的机关大办公室的样子。
有一个小窗口上写着：“现金收款”几个字，瓦西里·斯杰潘诺维奇·拉斯托奇金把头伸进这个窗口，向一个不认识的办事员问了声好，很客气地请他给一张缴款单。
“您要这个干什么？”窗口里的办事员问。
会计主任感到奇怪。
“我缴款啊，我是瓦列特杂耍场的。”
“请您等一下。”里面的办事员回答说，随即拉过小铁丝网把小窗口挡住了。
拉斯托奇金暗想：“奇怪！”他当然会感到奇怪，因为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这种事。谁都知道，要得到一笔钱有多么困难，随时可能遇到各种障碍。可是，在他三十年的会计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谁，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在接受一笔钱时感到为难。
不过，小铁丝网还是又打开了。拉斯托奇金又把脸凑到窗口。
“您缴款的数目大吗？”办事员问道。
“两万一千七百一十一卢布。”
“噢！”办事员的语气中不知为什么带着讽刺，随手递出来一张绿色缴款单。
会计主任办这些手续是驾轻就熟的。他很快填好单据，便去解捆纸包的细绳。但是，打开纸包一看，他眼花缭乱了，不禁痛苦地呻吟起来。
摆在他面前的都是一叠叠外国钞票。这里有加拿大的加元、英国的英镑、荷兰的荷兰盾、拉脱维亚的拉特、爱沙尼亚的克朗①……
①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自1920年到1940年期间为资本主义国家。两国均于1940年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8月并入苏联。1940年本书最后脱稿时，两国仍使用各自的货币。故这里把两国的货币也列为外国钞票。
“看，又是一个瓦列特剧院耍把戏的！”呆若木鸡的会计主任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在他头顶上叫喊。
瓦西里·斯杰潘诺维奇·拉斯托奇金当场被捕。
第十八章 碰壁的来访者
在勤奋认真的会计主任乘上出租汽车去见上级机关那套会写字的空西装时，一列从基辅开来的快车刚刚在莫斯科车站停下，有位颇为体面的乘客，手提钢纸小提箱，正同其他旅客一起走出软席卧铺第9号车厢。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已故柏辽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甫斯基。他是一位经济计划工作者，住在基辅市旧学院路，现在来到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深夜他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
我刚在牧首湖畔被电车轧死。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请来。
柏辽兹。
在基辅，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是公认的聪明人之一，而且确实当之无愧。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收到这样的电报也会如堕五里雾中：既然本人还能拍电报，就说明他虽然被电车轧了，但并没有死。可是，那又怎么会提到葬礼？或许情况严重，预见到必死无疑？这倒不无可能，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说得又如此确切。他本人怎么知道人们要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埋葬他？这封电报太怪了！
但是，聪明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分析。很简单，这里出了差错：报务员把电文弄乱了。电文中的头一个“我”字，显然是其他电报的字夹杂了进来，而末尾的“柏辽兹”三个字原是应该放在开头“我”字位置的。经过这样一番修改，电文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当然，这很令人痛心。
于是，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突然大放悲声。看他哭得肝肠寸断的样子，连他的夫人都感到几分意外。哭过一阵之后，他便开始打点去莫斯科的行装。
这里，必须揭开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的一个秘密。毫无疑问，听到年富力强的内侄猝然物故，他确实感到惋惜。但是，作为一个凡事讲求实际的人，他当然明白，谁也并不特别需要他去参加葬礼。尽管如此，波普拉甫斯基还是心急火燎地要奔赴莫斯科。原因何在呢？原因只有一个：住房。在莫斯科拥有一套住房？这可非同小可呀2不知道为什么，波普拉南斯基很不喜欢基辅这座城市，一直幻想着迁到莫斯科去，近来他甚至为了这个念头常常睡不好觉。基辅市的许多风光都不能使他欢乐：每年春潮泛滥、德聂伯河水把低处的小岛全部淹没时远远望去水天相接、一片汪洋的景象，从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下远眺时的雄伟壮丽的风光，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斑斑驳驳、光彩夺目的弗拉基米尔山风上的砖路——波普拉甫斯基对这一切统统毫无兴趣，他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件事：迁居莫斯科。
他在报上登过几次换房启事——愿以基辅市学院路住房一套调换莫斯科一套面积较小的住房，但都毫无结果。虽然偶尔也有过个别人来洽谈，但对方的条件简直像是存心坑人。
莫斯科来电使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精神大振。白白错过这样的机会，简直是作孽！在社会上混事的人谁都明白，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总之，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把内侄在莫斯科花园大街那套住房继承下来。不错，这事很难办，非常复杂。但即使排除万难也要达到目的。老谋深算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明白，首先必须走的第一步棋是：无论如何要在内侄的三间住房里报上户口，哪怕是临时户口。
星期五上午，波普拉甫斯基来到莫斯科花园街第302号乙楼的房管所办公室门前，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墙上贴着一张旧宣传画，画面上分几个步骤介绍对溺水者进行急救的方法。屋里只有一个没有刮脸的中年男子孤独地坐在一张木桌旁，眼神显得惶惶不安。
“我可以见见房管所主任吗？”基辅来的经济计划工作者脱下礼帽，客客气气地问道，同时把手中的小手提箱放在木凳上。
这个看来很平常的问题不知怎么竟使坐在桌旁的男人很难过，他的脸色马上变了，斜了来人一眼，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意思是：主任不在。
“他是在家里吧？”波普拉甫斯基又问道，“我的事情很急。”
坐着的人又支支吾吾嘟囔了两句，反正可以清出那意思是：主任也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来？”
对这个问题那人干脆不予回答，索性把忧郁的目光转向窗外。
为人机灵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心想：“啊，明白了！”于是他又问起了房管所的书记。
这一问，没想到坐在桌旁的怪人竟紧张得脸都红了，但他的回答还是含含糊糊，意思是：书记也不在……他什么时候来？不清楚……而且……书记病了……
波普拉甫斯基暗自“啊”了一声，又问道；
“那，房管所总该有个人在吧？”
“有我在。”那人无精打采地回答说。
“是这么回事，”波普拉甫斯基郑重其事地说，“刚刚去世的柏辽兹是我的内侄。您知道，他死在牧首湖畔了。我是他的唯一继承人，根据法律，我有义务来继承他的遗产，也就是我们的第50号住宅……”
“我不了解情况，同志。”那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请原谅，您既然是房管所的委员，”波普拉南斯基的声音很洪亮，“就应该……”
这时一个男人径直推门而入。一看见来人，桌旁那人的脸便变得煞白了。
“你是房管所委员皮亚多拿什克吗？”来人间坐在桌旁的人。
“是我。”答话的声音刚刚听得见。
来人在坐着的人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坐着的人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随即站起身来。几秒钟后，房管所里就剩下波普拉南斯基一个人了。
波普拉甫斯基快步穿过铺了柏油的庭院，向第六个门的第50号住宅走去，边走边懊恼地想：“唉，麻烦啦！真该把他们全都……”
波普拉甫斯基刚一按门铃，门就打开了。他走进昏暗的前室，不禁有些吃惊：不知道是谁给他开的门，前室里竟一个人也没有，只是凳子上蹲着一只大得出奇的黑猫。
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咳嗽了两声，踏了踏脚，这时书房的门打开，卡罗维夫走出来。波普拉甫斯基很有礼貌、但又不失身份地对他点了点头说：
“我姓波普拉甫斯基，是故去的柏辽兹的……”
但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卡罗维夫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手帕，捂住鼻子，歇歇地哭起来。
“……的姑父……”
“不必说啦，不必说啦，”卡罗维夫打断他的话，同时拿开堵鼻子的手帕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就猜到一定是您！”他说着，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边哭边大声说：“真是糟糕，啊？这叫什么事呀？啊？”
“是让有轨电车轧死的？”波普拉甫斯基小声问道。
“一点儿不错！”卡罗维夫大声回答，泪水从夹鼻眼镜底下流出来，“一点儿不错！我亲眼看见的。您信不，一下子，脑袋就搬家了！右腿，嘎巴一声，两截了！左腿，嘎巴一声，两截了！您瞧瞧，这些个有轨电车都干些什么事！”于是他像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头碰到穿衣镜旁边的墙上，索性倚着墙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浑身发抖。
柏辽兹的姑父深为这陌生人的真情所感动，心想，“都说如今没有热心肠的人了，看，这不是吗！”他自己不由得也觉得鼻子发酸了。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小片使他感到不快的乌云笼罩住他的心头，他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热心肠的人会不会已经把户口报在死者这所住宅里了呢？生活中可不乏这类事例呀。
“对不起，请问，您是我亲爱的内侄米沙的生前好友吧？”波普拉甫斯基用衣袖擦着没有眼泪的左眼，同时用右眼认真地研究着悲拗异常的卡罗维夫。但痛哭流涕的卡罗维夫在说些什么，根本听不清，只能听清一再重复的“嘎巴一声，两截了！”几个字。尽情痛哭一场之后，卡罗维夫这才把脑袋离开墙壁，自言自语地说：
“不行，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得去喝三百滴乙醚源草配！”他把泪人儿似的脸转向波普拉甫斯基说，“看看，都怪这些个有轨电车！”
“对不起，请问，是您给我拍的电报吧？”波普拉甫斯基问道，同时还在冥思苦想：这个奇怪的“丧主”究竟是谁呢？
“他拍的！”卡罗维夫指着大黑猫说。
波普拉甫斯基睁大眼睛，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不行，我受不了！我支持不住了！”卡罗维夫用鼻子大声抽着气说，“我老是想起车轮轧腿那个情景……一个轮子总有一百五六十公斤……嘎巴一声！我得去躺下睡一会儿。”说着他便离开了前室。
这时黑猫动了一下，从凳子上跳下来，后腿直立，两条前腿叉在腰间，张开猫嘴，口吐人言说：
“嗯，是我拍的电报。那又怎么样？”
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顿时头晕目眩，手脚发麻，一撒手，小提箱“吟‘的一声掉在地上，他自己则坐在了黑猫对面的凳子上。
“我似乎是在用俄语问你嘛，”大猫严厉地说，“那又怎么样？”
但是波普拉甫斯基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公民证！”黑猫伸出一只毛烘烘的爪子，尖声叫喊着，要看公民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