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时候感到这种恐惧的？”
“是在我转出大马路的时候，”奥立佛太太说：“在那之前，一些都很正常而且相当刺激——该说我觉得挺好玩的，当然发觉跟踪人的确是很困难的事也令我气馁。”
她停了下来，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就象是在玩一种游戏。之后，又突然全不是游戏了，因为那是个许多小巷子与破陋地区的所在，仓库或是荒地拓平了要盖房子的地方——哎呀，我不知道，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很不同就是了，真象在作梦。你知道那种梦。开始时是一回事，大家在一起喝酒了蛮热闹的，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又跑到丛林里或另外全然不同的所在去了——而且非常怕人。”
“丛林？”波洛说：“嗯，你这么比喻倒是很有意思的。”
“这么说，你当时觉得自己好象进了丛林里，而且很怕一只孔雀？”
“我不知道是否特别怕他，况且孔雀又不是什么凶险的动物。只是，我把他比作一只孔雀，是因为我觉得他只是个装饰性的东西。孔雀不是富点缀与装饰性的吗？这个可恨的家伙也是蛮花花绿绿的呀。”
“在你遭袭击之前，你完全不晓得会有人跟在你后头吗？”
“没有，不，完全不知道——不过，我想他给我指引的根本就是错路。”
波洛审慎地点了点头。
“但是，当然是那个孔雀敲我的头的，”奥立佛太太说：“还会是谁？那个一身脏兮兮的小孩子？他虽然是一股脏相，倒不是个恶人。那个懒洋洋的叫什么法兰西丝的，更不可能了——她象个盖了块布的包装箱子，一身垂着散发。我觉得她象个戏子之类的。”
“你说她是在充当模特儿？”
“是呀，不是给孔雀作模特儿，是给那个一身脏的小子。我记不得你见过她没有了。”
“我还没有那份荣幸——要果真是个荣幸的话。”
“不过，她的确是蛮漂亮的，那种不修边幅，潇洒艺术家的一型。脸上化妆很浓，一张灰白的脸，好浓的眼膏，头发软趴趴地挂在脸上。在一家画廊工作，因此替一些嬉皮画家们充当模特儿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这些女孩子真敢！我想她也许爱上了那个孔雀，却也说不定是那个脏小子。无论如何，我看她也不至于敲我一击闷棍的。”
“我觉得另有一种可能性，夫人。也许有人可能注意到你在跟踪大卫——也就因而跟踪起你来了。”
“有人看见我跟踪大卫，于是就跟踪我？”
“要不然，就是在木材厂附近或是矿场里早有人躲着了，也许在监视你注意的那个人。”
“当然，这是一种可能，”奥立佛太太说：“可是那又会是谁呢？”
波洛颓然地叹了一口气。“呵，就是说啦。困难就在此——太困难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端，我一点头绪也看不出来。我只知道有个女郎说她可能杀了人！我只能靠这么一点线索来进行，而且就连这点也是十分困难的。”
“你说困难到底是什么意思？”
“返想。”波洛说。
奥立佛太太对于返想始终不很擅长。
“你总是把我搞得糊里糊涂。”她埋怨地说。
“我现在谈的是有人被谋杀，可是谁被谋杀了呢？”
“我想，是继母被谋杀了。”
“可是继母并没有被谋杀呀。”波洛说。
“你真是个最神经的人了。”奥立佛太太说。
波洛在椅子上将身子坐正，将两只手的指头合拢在一起，开始——按奥立佛太太的推测——要找乐子了。
“你就是拒绝返想，”他说：“但是要想事情有些进展，我们一定要返回去思考。”
“我不要返想，我只想知道我在医院的时候，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你总该做了点事吧。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波洛没有理睬她的问话。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有一天你打电话给我。我心情很烦闷，是的，我承认我很烦闷，有人对我说了非常刺伤我自尊的话。你，夫人，却是非常的好心。你鼓舞我，使我放松了心情，还请我喝了一杯热巧克力。这且不说，你还表示要帮我忙，而且的确也帮了我的忙。你把那个来看我，说她可能杀了人的女郎替我找到了！夫人，我们不妨自问一下，这桩谋杀到底如何？谁被谋杀了？是在哪儿被谋杀的？又为什么被谋杀的？”
“好了，别说了，”奥立佛太太说：“我的头被你吵得又痛起来了，这对我身体是不好的。”
波洛仍不顾她的哀求。“我们手头到底有没有一桩谋杀案？你说继母被害，我的答复是继母并没有死，因此我们还没有谋杀。然而，必定出了一桩谋杀案的。因此，我本人，首先要问的是，到底谁死了，有人来找我提起一桩谋杀案。一桩谋杀案不知如何在某地发生了，然而我却无法找到这桩谋杀。我知道，你还想说有人企图谋杀玛丽·芮斯德立克，不是很好的佐证吗？但这不能使赫邱里·波洛满意。”
“我实在不懂你还要什么。”奥立佛太太说。
“我要一桩谋杀案。”赫邱里·波洛说。
“你不嫌胃口太凶残了吗？”
“我在找谋杀，却又找不着。实在急死人——因此，我请你与我一起返想。”
“我有个好主意，”奥立佛太太说：“也许安德鲁·芮斯德立克急着要去南非，就在行前把太太给杀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可能？”
“我当然不会想到这种事，”波洛面有愠色地说。
“那么，我却想到了。”奥立佛太太说：“我觉得蛮动人的。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急着想与她私奔，因此他将前妻谋杀，而且没人怀疑他。”
波洛气极败坏地大叹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太太是在他去南非十一、二年之后才死的呵，而他的孩子在五岁的年龄是不会太清楚自己的母亲被谋杀的。”
“也许她给母亲吃错了药，或者也许芮斯德立克只是说她死了。我们到底并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死了。”
“我知道，”赫邱里·波洛说：“我调查过。第一任芮斯立克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雇了人调查过一些事实。我求你，夫人，不要鲁莽地下一些不可能的结论。”
“我倒认为我相当的机智，”奥立佛太太固执地说：“要是我写书的话，我就会这么安排。而且我会让那孩子下手。不是故意地，而是由她父亲叫她母亲喝一杯榨过的树汁。”
“胡说八道！”波洛说。
“好吧，”奥立佛太太说：“那么你说说你的吧。”
“老天，我没有可说的啊。我要找谋杀案，可是我找不着。”
“玛丽·芮斯德克立病了，进了医院，好了，回了家又病了，要是有人去找的话，也许会发现诺玛·芮斯德立克所获的毒药，这样你仍是没找着谋杀案！”
“目前大家所知道的也的确如此。”
“那么，我的波洛先生，你到底还要找什么呢？”
“我请你注意一下语言的涵义。那个女郎对我说的与对我男仆乔治说的完全一样。她两次都没有说‘我想要杀一个人，’或是‘我想要把我继母杀掉。’她两次说的都是已经做过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绝对是发生了的事情，是过去式。”
“算了，我认输，”奥立佛太太说：“反正你不会相信诺玛·芮斯德立克想要害死她的继母。”
“不错，我相信非常可能诺玛或许是要害死她的继母。我认为以她的心理来说，也许是那样的，因为她的心理近乎发狂了。但是并没有证实呀。任何一个人，请别忘记，都可以在诺玛的物件里藏一些毒药，甚至也可能是那个丈夫放的。”
“你老是认为谋杀太太的一定是丈夫。”奥立佛太太说。
“通常，丈夫是最可能的人，”赫邱里·波洛说：“因此最先考虑的应该是他。可能是那女郎诺玛，也可能是一名佣人，说不定是那个照顾老先生的秘书，也可能是那个老爵士罗德立克。还说不定是芮斯德立克太太自己呢。”
“荒谬！她为什么？”
“总有理由。或许是很离谱的理由，但是总不会是全然无法相信的。”
“真是的，波洛先生，你总不能任何人都怀疑吧？”
“当然，我正是这么作。我谁都怀疑，先怀疑，然后找理由。”
“那么有什么理由怀疑那个可怜的外国小姐呢？”
“这可能要看她在家担当什么工作，到英国所为何来，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理由。”
“你真有点神经。”
“或许也会是大卫那个小子，你那只孔雀。”
“太离谱了，大卫不在那里。他根本没去过他们家。”
“呵，去过的。我去的那天，他正在走廊上溜达。”
“可不会是去诺玛的房里放毒药的吧。”
“你怎么晓得？”
“因为她跟那个坏小子在相爱呵。”
“我承认表面上是有那么回事。”
“你把什么事都弄得很复杂。”奥立佛太太埋怨说。
“我才没有。是事情弄得我很困难。我需要一些背景事实，也只有一个人能供给我这种资料，而她却失踪了。”
“你是说诺玛？”
“是的，我指的是诺玛。”
“但是她并没有失踪，我跟你已经找到她了。”
“她走出餐室之后又不见了。”
“你就让她跑了？”奥立佛太太的声音气得有些发抖。
“老天！”
“你就这么让她溜了？居然也没再去找她？”
“我并没有说我想去找她。”
“可是你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着落。波洛先生，我真对你失望。”
“已经有了轮廓了，”赫邱里·波洛几近梦呓般地说：“是的，已经有了定型了。可是因为缺少一项因素，因此这个模式却又不成什么道理。这你该懂，是吧？”
“不懂，”奥立佛太太说，头已经在痛了。
波洛不管奥立佛太太是否在听，他仍一个劲儿地侃侃而谈。她相当气愤，心想芮斯德立克家中那个女儿讲的并不错，波洛的确是太老了！本来嘛，她自己为他找到了这个女郎，立刻打电话给他好让他即刻赶到；自己又去追踪这对情侣的另一半。她将那女郎交给波洛了，结果呢——波洛又把她给丢了！事实上，她实在看不出这桩事情自始至终，波洛作了任何有用的事。她的确太失望了。等他停下嘴来，她一定要再这样告诉他的。
波洛却在轻声地，有条不紊地描述他所谓的“模式”大纲。
“是连锁性的。不错，正因为是连锁性的，才愈显得困难。一件事与另一件相关，然后发现它又与其他似乎在模式之外的事情相关。然而却并非在模式之外，因此又带进来更多的可疑人物。可疑之处何在呢？这我们又不知道了。先说这位女郎，在一堆乱麻互相矛盾的模式中，我得找出答案来回答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这个女郎是受害人吗？她正处于危险中吗？亦或她非常之狡猾？这女郎是否为了自己某种目的制造出她要予人的印象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我需要一项稳定的因素，某种扎实的暗示，我知道一定有的，一定隐藏在什么地方。”
奥立佛太太在搜索她的手提袋。
“我真不懂为什么我需要阿司匹灵的时候总是找不着。”她全没好气地说。
“我们可以看到一组互相衔接的关系。父亲、女儿与继母。他们的生活互相关联。与他们同住的糊里糊涂的老舅父相关。她为他工作，外表、仪态都很美妙。他很喜欢她。我们可以说他对她有点痴。但是她在他们家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我看，大概是想学英文吧。”奥立佛太太说。
“她在国家植物园会晤了一名贺佐高维亚大使馆的人员。他们只是在那里碰头，彼此并没说话，她留下了一本书，他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