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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多了不咬人，庾亮四处树敌，满不在乎。苏峻不乐入京，甚至表示愿意去荒凉的北疆青州之地北伐自效。他上表说：“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庾亮不准，派使者召他速赴京师，苏峻愤怒得对使者道：“台下云我欲反，岂有活理！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我宁可在家乡遥望朝廷，也不能在朝廷泣望家乡）。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应烹，我便是死了也要向造谣者报仇！”公元328年正月，苏峻与祖约一同起兵，渡过长江，杀向建康，声讨庾亮。
苏峻避开石头城，抄小路攻入建康，庾亮置小皇帝于不顾仓皇出逃，不过庾亮还算镇定，临危有名士之风。庾亮乘坐小船出奔，乱兵竞相掠夺抢劫，庾亮的左右侍从用箭射击乱兵，结果误中船上舵手，应声倒入江中。船上人都大惊失色，准备逃散。庾亮安坐不动，缓缓地指责射手说：“这种手法怎么能让他来射敌人呢！”大家这才安定，小船一路逃到江州。
苏峻挥军入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裸剥士女，哀号之声震动内外。”小皇帝被挟持，庾后忧惧而死，时年三十三岁。苏峻自任骠骑将军，祖约为侍中，王导还任本官。
庾亮逃到温矫处一同商议平叛的事，温矫说，只靠我江州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去请荆州的陶侃，一则荆州兵多，二则陶侃是位名将。庾亮摇头说怕不成，陶侃不会来。
庾亮与陶侃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高门士族与下品庶族之间的矛盾，亦是玄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比方说，西晋以来的社会风气，“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陶侃对此深恶痛绝，他非要管事，整天坐在衙门里，军中府中所有的事，必须亲自察看，亲自参与，不曾有片刻清闲。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乃惜寸阴；我们平常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没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是自暴自弃！”高门士族什么活不干，走路有人扶，出门做车，马都不会骑。陶侃偏就没事找事，在广州任刺史的时候，天天早晨起来没事把一堆砖搬书房外面，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还要北伐中原呢，过分的悠闲安逸，恐怕不能承担大事。
东晋名士除了好酒常醉不醒之外，就是一天天摇着麈尾清谈。陶侃则饮酒必限三杯，属下参佐不认真做事，言谈戏耍荒废政务，轻则严加训斥重则加以鞭笞，把他们的酒器、赌具、麈尾一并扔大江里。名士尚玄学，陶侃非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这不是跟高门士族对着干吗？这种人一旦执政，会有名士们好果子吃？因此庾亮对他非常排斥，也难怪陶侃怀疑他私下捣鬼把他排在顾命大臣之外，想当年晋明帝把他安排在荆州就是对抗门阀士族的。
温矫对庾亮说，您猜忌陶侃不是没道理，陶侃寒士，与我们志趣不同，不过，他还是个忠臣，您派人去请，他一定来！使者到了荆州，陶侃还真记恨前嫌“以边将不敢越职为由”不想出兵，后来想了想，还是天下大局为重，终于答应共赴国难，西军以陶侃为盟主，发兵四万杀向建康，“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京师内的王导一面矫太后之诏，令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起兵勤王，联络扬州刺史郗鉴南下，一面策反苏峻的队伍。双方相持不下，自公元328年五月一直打到九月，好在北方的前赵与后赵的大决战也在同时展开，南北双方各打各的，互不妨碍。在陶侃、王导双方的努力下，各地联军与苏峻在石头城展开决战，苏峻恃勇轻敌陷入阵中被杀，苏峻之乱平定。
第十二章 庾亮当权 3
建康满目疮痍，宫阙化为灰烬，温矫建议迁都豫章（即今南昌），应该说温矫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暗藏的私心，三吴豪强乘机请求迁都会稽（在今浙江绍兴），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他可不能把朝廷置于吴姓的控制之下，搬出孙权和刘备的话：“‘建康王者之宅，’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为财富的丰俭迁都。如果不修农事，那么乐土也会变成荒墟。北方未平，窜于蛮越，是向胡人示弱，决非良计！”迁都之议遂罢。
庾亮上表请罪，求归山野，成帝司马衍手诏不准：“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庾亮无地自容，自乘扁舟下野，留下表章说：“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司马衍闻报，马上下令地方官员扣留庾亮的小船，请他回来做官，小皇帝知道自己现在尚离不开这位有雅坐的舅舅。
苏峻之乱后，庾亮声威大损，迫于王导之逼，被迫放弃中枢权力，请求外镇效命，以塞天下人之口，小皇帝任命他为豫州刺史，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迁镇武昌，成为长江中游强藩，坐镇荆楚，遥制朝廷。平静掩盖下的血雨腥风飘然而至，新一轮的王庾之争再度展开。
庾亮手握强兵，虽居武昌朝廷政令多出自他手，王导逐渐不满，每有西风扬起尘土，他便以扇拂尘，缓缓道：“元规（庾亮的字）之尘污脏人！”晋成帝司马衍接到江州刺史王允之的密奏，庾亮的弟弟豫州刺史庾怿派人送了一坛美酒给他，他怀疑酒中有毒，用酒喂狗，狗饮酒后死亡。司马衍勃然大怒，“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又想这样做吗！”庾怿自担其责，服毒自杀。有来自荆州的人对王导说：“庾公有意东下建康！”并嘱咐王导暗作戒备，以备不测，王导淡淡道：“我与元规并为国家大臣，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我角巾径还乌衣巷，略作戒备作甚！”
王导为何对庾亮有恃无恐呢？他有一个好亲家，郗鉴！郗鉴督流民军破王敦立下大功，被封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兗青三州军事、兗州刺史、假节，镇守广陵（扬州）。晋明帝崩，郗鉴与王导、卞壸、温峤、庾亮、陆晔等并受遗诏，成为辅政大臣。苏竣之乱郗鉴杀白马，大誓三军，自广陵渡江勤王，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拜司空，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镇守京口，首练北府兵，成为手操军权的强藩，在王庾争雄的格局中成为左右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平郗氏本非望族，王导为拉拢他，琅琊王氏开始世代与郗氏联姻。东床坦腹的成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郗鉴在京口派门生送信给王导，向他求女婿，王导对来人说，“君到东厢房去，任意选之。”门生看过后，回来对郗鉴说：“王家诸郎皆可嘉。闻来觅婿，都矜持拘谨；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好像没听见一样。”“呵呵！”郗鉴一笑，“正是这个好！”一问，正是王羲之！便把女儿嫁给他。
王郗两家联姻，以东兵对抗西兵，形均衡之势，江左政局一度趋于平稳，未发生大的动荡，经济开始发展，玄风日益高涨。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中的经学以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为适应皇权一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治《春秋》，经学一时从风而靡。我不认为经学可以代表儒学，儒学之博大精深，岂是经学所能替代。以下名教即指经学，非孔子真正精神。
随着魏晋高门士族的兴起，意识形态领域悄然发生变化，王弼、何晏首倡“名教本于自然”，开始为玄学的兴盛提供哲学理论基础，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不满于名教对人性的约束，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极端，对名教的荒谬、虚伪和残酷进行猛烈地抨击。虽然遭到司马氏集团的打击，嵇康亦被杀害，但随着皇权的衰落，士族的兴盛，玄学在江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蔑视礼教，倡导精神自由为主的魏晋玄风，成就一代名士，他们狂放乖戾，性情率真，开创个人自由观，但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时代的，玄学削弱经学的影响力，为士族秉政扫清思想障碍。
南方思想的混乱殃及北方，北方政权在儒学与玄风之中莫衷一是，思想的动荡引发北方持续不断的战乱，一种来自印度的文明不期而至，并在北魏的历史中达到它辉煌顶点，也书写了遭际惨酷的一页。它是如何进入中原大地的呢？又是如何被北中国君主奉若神灵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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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石虎兴佛 1
八王之乱后，匈奴、羯族相继入主中原，持续不断的战争、灾祸、死亡笼罩着北中国，无论士族豪强、还是平常百姓忽生忽死旋兴旋败，说是人间地狱倒也绝不过分。石勒统一北方，由于南方的东晋内乱频起自顾不睱，中原百姓获得了短暂的和平，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中下层人民却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后赵承继前赵胡汉分治的国策，石勒禁人说胡字，号羯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专政的少数民族国家。石赵国的法律甚是严格，宫殿筑成之后立有门禁，有一天，一个羯族醉汉骑马突入皇宫宫门，石勒大发雷霆，叱责宫门小执法冯翥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冯翥惊惶恐惧忘了忌讳，顺口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我喝止不住，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嘿嘿一笑，胡人是很难说话啊？冯翥这才明白过来，叩头请罪，石勒免他之罪，也未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
石勒的参军樊垣清贫，石勒放他一地方官，地方官总比京官有油水，樊坦进宫陛辞，身上衣冠破烂。石勒大惊，怎么说你也是个参军，何至于穿得这般模样，问他：“樊参军怎么穷成这样？”樊坦生性诚朴，一时忘了禁令，回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石勒笑了，调侃道：“羯贼如此暴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这才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摆摆手说：“算了，算了，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
石勒立门禁，羯人犯禁可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羯人劫掠士族可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象普通汉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民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尽管石勒收罗士族才俊，但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匈奴族靳准曾经说过“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虚假和平掩盖下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佛教应运而生。
佛教源自印度，传到中国当在汉代，其勃然而兴则在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