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种学说语言表述美仑美奂，可就是不能落实，甚或落实起来还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此种学说是否还有张扬的必要，我想答案是不难给出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个民族能否仅仅以道德立国？
国人以往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发问，以致于千百年来迷缅道德理想主义而不能自觉，和深受其害而不明其根由。实际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
诚然，人类只要存在剩余产品，存在等级差别，存在美与丑的对立，就一定需要道德，需要人的善心和善行。
但是道德绝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引导人们应该怎么做，而不能规范人们（尤其是权贵们）必须怎么做。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道德，同时也不可能仅仅靠道德来支撑。
道德缺失的社会是可悲的，仅仅以道德来支撑的社会同样是可悲的。
因为任何道德崇拜心理，都很容易转化为对明君与清官的崇拜行为和对平均主义社会的企想，其结果必然是道德的沦丧。道德赖于人的良知与良心，所强调的是人的内在自觉，而不是外在规约。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谐社会安顿人生，但却很容易被非道德的动机所击败。人有理性，但更多的是感性。肉体生命的需求和贪求，决定着非道德的力量远远大于道德力量。社会运行是否正常，关键在于制度是否合理，即是否有一套强制性的以法律手段为主干的社会制约体系。
清除毒草，不是要割的问题，而是要铲除其生长的土壤。
同样道理，根除社会的腐败行动，亦不在是否提倡德治的问题，而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消灭腐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可以说，中国人走出道德理想主义梦乡之日，即结束对明君与清官的崇拜行动和结束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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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１
主义社会的企想之日，也就是中国社会正常发展之日。
五，心的自由与身的自由。
心性状态如何，于社会于人生确有重要的意义。
人与动物的区别，根本点就在于，动物靠本能生活，人却在本能之外，还有一种更高级的东西，即“心”。此种“心”
，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心，而是文化之“心”
，思想之“心”。凭着这颗“心”
，人类既知道怎样生活和为什么生活，同时还能将其扩大开来，作用于家国天下，创造出理想的社会环境。
但是，“心”
又是一种不安分的存在，时时处在沉浮不定的状态。
“心”的不安宁，既给人类个体带来精神苦恼，也是社会和谐的破坏因素。所以，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对“心”的强调，又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心的自由与身的自由毕竟是两回事。心的自由并非能够保障身的自由。如果身的自由得不到保障，心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人身是人心的载体，身的自由是心的自由最基本的条件。很难想象，遭受皮鞭抽打的人，会有心的快乐；处在奴隶身分的人，会有人格的放大。
麻木只是心的萎缩，而不是心的安顿。阿Ｑ的精神胜利法虽曰可以作为适应恶劣环境的无奈之法，但其前提却是对“心”的遗忘和对自我无能的认定。阉官之所以心理变态，不再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原因就在于根器的割除，身的伤害直接构成心的伤害。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有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肯定，民众的心性只能长期处在被压抑被撕裂的状态。特别在现代社会，许多人已经开始从以往的麻木状态清醒过来，更觉人身自由之可贵，亦更觉人身的不自由对心性伤害之痛苦。
因之，于社会于人生，身的自由是第一位的。尽管很难说，身的自由就一定会有心的自由，但前者却是后者的保障。相反，如果把心的自由放在首位，其结果必然是，既无身的自由，也无心的自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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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新儒学批判
为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心的自由，非但心的自由很难做到，而且还会加重人身的不自由，并使二者处于恶性循环的关系中。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很好的例证。
六，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走了弯路和歧路的，以致于世纪末的今日还在为小康的目标而奋斗。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切乃天意所为，或者像许多懵懂学者所说的是由于“历史的选择”所致。天意和“历史的选择”的解释，都是宿命论的解释，其实质一为愚民与役民，二为历史的误导者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假借的口实，比古人的天人感应说和君权神授论强不了许多。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非“历史”的历史。人是容易犯错误的，尤其当一个民族的命运主宰在极少数人或一人之手时，历史就越加不可能正常发展。
时处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实在应该对百年历史作出冷静的分析，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竟落到今日这步田地。
新儒家诸先生的著述，大多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写的。
不过，在他们看来，民族历史的现代磨难，根本原因在于儒学道统的被打断，就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兴起乃至“文革”十年之祸，也是出于这一根由。所以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极为反感，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深恶痛绝。
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探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新儒家的视域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历史步履维艰，根本原因的确在思想文化方面。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却大有问题。假如按照他们的思路，如下几个问题就难求善解。第一，如果儒学可以引导中国走上富强，为何中国文化一旦与西方文化发生全面冲突，就明显地处于劣势，甚至今日大陆还在做着百年前洋务派所做的事情？第二，如果儒学有益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为何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作为儒学传统的掘墓人站在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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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１
为何保守势力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其作为护身符而极力推崇？第三，如果儒学能解决自家问题，为何每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从国门之外进口异质文化？
事实上，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因为对儒学传统的背离，而是因为儒学传统的拘禁。
辛亥革命之后，我们虽然结束了形式上的帝制，推倒了孔圣人的独尊地位，但却未能告别儒学传统，走出中世纪。只要旧文化的土壤还在，任何新生的东西都脱不了旧文化的脐缘，甚至还可能将旧文化中的负面成分发展到极致。回首百年历史，谁也无法否认，长官意志、个人崇拜、单向文化、平均主义，这等等东西不是旧文化的变态形式。近些年，新儒家喜欢拿十年“文革”作文章，认定“文革”就是反传统所带来的恶果，实则大谬，也足以说明他们的认识与中国的现状是隔了一层的。表面看来，“文革”破四旧、砸文庙、批孔孟，好像是跟儒家过不去，实际上却正是儒学传统所植下的祸根。
想想那阵子的忠字舞、红宝书、语录牌、文字狱、大锅饭、大批判、五七干校、宁要草不要苗，等等，哪桩哪件不可以从儒家思想里找到根柢。
七，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传统儒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一层一层地扩散开去，既可安顿人生，又可治理天下。其中最基本的和最要紧的是“修身”二字。只有心性清明，方可实现天下太平。此种思维模式直接为新儒家所接承。
因之，在民族问题与人生问题上，他们偏重的是人生，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首要的就是灵根自植，通过儒学心性之学的复兴，重新涣发出国人的生命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科学，推进民主。
新旧文化的转型，最深层的是价值观的转型。而价值观的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必经一个长时段。在这一时段里，由于旧的价值观的坍蹋和新的价值观未能最终确立，不可免地会出现许多不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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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新儒学批判
意的社会现象，同时不可免地会扰乱人们昔日的心性安宁。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加快转型的速度，使新的价值体系尽早确立，而不必再回到旧时代去，用本该死去的旧观念旧文化旧道德作为新时代的价值支撑。
再者，人生问题决非可以脱离相应的社会环境而言之。人生问题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便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因而，欲解决人生问题，首要的是改造社会环境，从社会制度方面作文章。
新儒家试图通过人生问题的解决以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本世纪中国，只要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有了现代意义的人，又何愁人生问题不能解决。相反，如果国未强民未富人身自由无以保障，人生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句空话。
八，中国问题与人类问题。
新儒家为了凸现儒学的现代价值，几乎都从分析人类文化的现代困境入手，强调儒学不仅是中国人的救主，同时也是未来整个人类的救主，因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绝境，不但不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福音，而且需要中国的儒学去刷新和超度。
如果撇开中国问题来看人类问题，新儒家对现代文明的一些批评，我是基本赞同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一方面，我或许想得更多，心境更为悲凉。人类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的确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尤其是几百年来领世界文明主潮的西方文明，更有反思的必要。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一路凯歌，日新又新。
然而本世纪无数事实表明，工业文明给西方人所带来的福音与灾难同步增长。人们拥有了充分的物质财富和民主权利，同时又失去了人之为人的许多东西。对科学的推崇衍变成科学主义神话，科学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反过来变成了人的主宰。
随着文明向机械化的世界演进，英雄、权威、艺术、宗教、爱情、友谊，人文世界里一切富有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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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１
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
但是，我不同意新儒家的是，本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处在两个文明时代，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迥然相异。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走出中世纪，与人类文明的大潮合流。西方人所努力的应是如何避免现代文明走上偏途，通过文化反思，安立人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认识这一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目下的中国问题与人类问题扯到一起，作一锅糊涂粥来煮，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民主制度，而不应该在二者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就去一味地揭其短处，更不应该予以拒斥。
按照“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现代的西方属于第一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第一与第三的差距，可喻之为富人与穷人的差距。
富人与穷人的差别，主要体现于经济方面，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差别。
可以说，富人与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