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第一与第三的差距,可喻之为富人与穷人的差距。
富人与穷人的差别,主要体现于经济方面,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差别。
可以说,富人与穷人生活在两个世界,有着两种追求,也有着两种痛苦。
富人们吃饱了喝足了玩腻了,就会觉得无聊,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会有一种穷人不可能有的多愁善感。这是一种富人病。这种病穷人非但不可能有,而且也没必要去仿效。穷人所祈望的是填饱肚子,但求生活的基本需要有个保障,而不会成天为厌食而烦恼,也不会为落花流水而伤感。
研究历史文化,作中西文化比较,求中国问题之解决,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本民族的民情国情。
如果人家患什么病,自己也得患什么病,而不问这病是不是自己该患的或者有无资格患的,那就是件十分可笑的事,也很容易使人想起古代“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两个寓言。
九,如何看待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往往成为中国思想界进步与保守的分水岭。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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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贬多于褒,且骨子里有一种反感的情绪。
他们作中西文化比较,疏释中国传统学术,其要旨一在维护儒学的固常传统,二在抵御西方文化大潮大浪的涌入。或更准确地说,这二者本是二而一的东西。
新儒家笔下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冷冰冰的毫无人情味的文化。在他们看来,西方人重科学重物质,轻道德轻人生,物我对待,天人相碍,其宗教也只是一离教,远没有中国的儒学这样人文化理性化。这样一种文化发展到近世,逻辑地决定了自身的困局不可避免,本世纪终于走到尽头。
除梁濑溟、熊十力、钱穆、徐复观四人外,新儒家大多有过很好的西学训练,对西方文化应该有比较系统的了解。然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评价,却常常显得既偏颇又肤浅,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不是从西方人的历史文化中概括其特点,而是将他们事先模拟好的一种文化样式套在西方人的历史文化上面,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一鞭挞。
西方文化浩瀚澎湃,流派之多,思想之富,成就之高,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于比肩的。虽然其中有不少可值批评的东西,但绝对不是像新儒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缺乏人文精神的冷冰冰的文化。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不可能不重视道德问题和人生问题。如其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近代西方文化一跃而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为什么恰好是在人格人权平等自由这些关乎人生与道德的根本问题上,中国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从西方世界进口精神食粮?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中国人还潮水般地涌出国门,想方设法定居西方?难道这仅仅是由于物质待遇的诱惑?
在西方人的智慧里,大体而言,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分别由三种学问来解决,即科学、政法和宗教。
这是人生智慧的全幅打开。
虽然他们看重科学,但在其智慧的海洋里,宗教与俗世的伦理道德、政治建制,却始终处在显要的位置。
之所以如此,他们才可能有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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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主政治,有系统的道德学问,甚至有空想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中国,不但缺乏自然哲学,就连宗教和政治,也一并统摄于道德学问里,至今对人生、道德与政治三者的关系,还没有理出个头绪。
两相比较,我们实在没有勇气认为,西方人的人生智慧和人文精神不如中国人。
十,关于文化相对主义。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凡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多持文化进化史观;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大多持文化相对主义。新儒家虽然在强调儒学的世界性价值时,也常常借进化史观为其张目,但文化主张基本上是相对主义的。
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就是过分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强调,认为各种文化自成体系,自成特色,不存在优劣之分和先后之分,因而也就不存在谁学习谁、谁主导谁的问题。在西方思想界,此种文化主张最早由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于1918年提出。施氏原本是告诫西方人尊重非欧文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梦想,同时警示西方人关注自己的文化命运。然而,此种文化主张马上被东方世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利用,作为抵御西方文化的樊篱。直至今日,此种文化观还很有市场,也很能迷惑人心。因为它直接同人们的民族情感和恋旧心理相契合,所以也就很容易被利用作为愚民的工具。
本世纪中国两次文化大讨论,都曾关涉到文化的“一”与“多”的问题,即人类文化的发展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的问题。前些年,大陆学界视单线论为正统,而最近几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文化相对主义的多线论一变而居于原来单线论的位置。此种变化,很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说,谁能识得其中奥妙,谁也就了解了中国现状的大半。
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既是多线的,又是单线的。
具体说,在传统社会,由于各民族交往不多,文化主要体现为民族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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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多线发展。一旦各民族历史联为一体,文化的民族性必将让位于文化的世界性,单线发展必将取代多线发展。虽然这时候,民族文化尚存,但其发展必须与世界文化合流,而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文化的大潮之外。关于这一点,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有过十分精彩而又十分肯定的表述。
我是最近两年才广泛接触新儒家的文献。这首先得感谢湘潭大学图书馆。该馆此类文献比较齐全,尤以港台新儒家的著作为多。馆长朱建亮教授对我的研究予以热情支持,并给我一般读者所不能有的借读便利。古籍阅览室的李莉女士为我的借阅做了大量为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启良194年秋记于听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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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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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代中国文人的救国之路与新儒学产生的国内环境
传统的阴影与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且有着西方人无法比拟的文明成就。几千年来,虽然不时遭遇着外族的入侵,但从整体上说,中国人过的是一种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挑战,今日的中国人绝不会忧患重重,望洋兴叹。
但是,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经产生,就有着规范其他各民族发展路向的必然性。它凭着廉价的商品和血与火的掠夺,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与文明制度推向全世界,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
,“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从东方从属于西方”。
①人类历史这一世界化②②和一体化的行程,如果从道德评价的尺度上看,它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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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3
给西方社会的是福音,留给其他民族的却是灾难。土地被掠夺,财富被抢占,有的连国家主权也被丧失。尤其对于中华民族,灾难更为深重。
它不仅打乱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中国人对文化路向的理性选择,致以遍体鳞伤的中国人至今还在期望着巨龙起飞,睡狮猛醒,还在有关文化定向问题上争论不已。
历史洪流,顺者昌,逆者亡。从理论上说,越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越应该在历史的变革关头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选择。但事实是,我们非但没能很好地接纳新的文化成就,就连传统的东西也没能很好地得到清理,从而造成今日社会失序文化失向的局面。
不少论者将这一责任完全推之于传统文化,认为近代中国之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一无是处。很显然,此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是有悖于逻辑的。假如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一无是处,那么西方文明就可以毫无遮拦地涌入国门,而后来的学者们也就无需再在文化定向问题上唇枪舌战,纠缠不清。日本人接纳西方文明,走上富强之路,而中国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文明相比于日本人的文明,悠久而又深厚。此种关系,很像平常人打架斗殴一样。张三打李四,张三身体强壮,李四也强壮,李四断不肯轻易服输,其结果不是将张三打败,就是自己遍体鳞伤。如果被打的不是强壮的李四,而是瘦弱的王五,可以想见,这场打斗不可能发生,即便打起来,也不可能持续多久。对于王五来说,明智的选择是服输,而不是自不量力地以生命作赌注。
19世纪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各国,其关系就如同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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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四、王五一样。日本人缺乏深厚的文明基础,自量不可能挡住西方文明大潮大浪的冲击,只好全盘接纳。
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责日本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
相反,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日本人也像中国人那样,死抱着自己的传统不放,可以断言,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比起中国人来会更多更深。
中国人却不同。他们的文明成就不仅高于日本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高过西方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他们试图保住自己的传统,保住自己文化大国的尊严。从情感的层面上说,这是无可责备的。民族主义精神历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也应该说是国民的责任与义务。然而,中华民族的当代悲剧也正在这里。它有优秀的文化和深厚的传统,但近百年来,这份遗产带给它的不是继续发展的资本,而是一块拌脚石,一个包袱,一副精神枷锁,一片妨碍它迎接新时代曙光的阴影。
因为各民族封闭自足的格局一经打破,民族文化让位给世界文化,乃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
历史的无情处,恰恰在于它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而不管人们的民族情绪如何。
抵御虽然可以给文化的交汇增加困难,但终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反,越是抵御,抵御者所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所留给自己的伤痛就会越重。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对西方文明在抵御中被迫逐渐接纳同时又在接纳的过程中想方设法抵御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中国人抵御西方文明所持的盾牌自然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用孔孟之学反对西学,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反对社会变革。其结果,不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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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向社会发展的正道,而是导人歧途。
西方文明的涌入对中国人所构成的伤害,首先在于这种文明的涌入方式不仅仅是文化的渗透,而是伴随着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中国文化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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