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绍良置身于印尼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其事业发展可谓方兴未艾。
到80年代初，林绍良又开始向重工业生产进军。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需要大量的薄纲板，年年都要从日本进口7亿美元的薄钢板。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由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但是建设该厂需8亿美元资金。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连年亏损，一时难以筹足资金，故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须有40％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方可提供。因此，喀啦喀多钢铁厂要求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投资。三林经济开发企业公司接受了这项任务。结果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和徐清华财团共同投资40％，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占股份40％，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占股份20％进行兴建，另向外国银行借款5520万美元。林绍良本人投资9600万美元。该厂于1987年建成，年产85万吨薄钢板。从此印尼就不需每年花7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2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这样就等于每年为政府节约了外汇5亿美元。
此外三林企业集团的根扎那有限公司在东、中、西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及萌姑莲等地参加开发金矿，与澳大利亚合资的“英达哥有限公司”在邦牙比洋开发经营锡矿，近两年来又在集资兴建炼油厂。在上述一系列工业企业，特别是面粉业、水泥业及钢铁业中三林企业集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在，林绍良已是当代印度尼西亚最著名、资产最大的印尼籍华人企业家。印尼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人们每吃一块面包，每抽一根香烟，每穿一件衣服，每住一间房子，每坐一次出租车，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有可能和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林绍良控制的三林集团是一个拥有200多家子公司，总资产超过80亿美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其势力遍及丁香烟、轻纺、面粉加工、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等多种行业。
可以说，林绍良与苏哈托是密友，但是，印尼华人遭暴徒抢掠袭击，连华裔的印尼首富林绍良亦不能幸免，其府邸亦被人放火焚烧，与总统苏哈托家族合资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分行亦接连遭严重破坏。
据当地报道，林绍良位于雅加达中部的府邸亦被暴徒放火焚烧，林绍良屋内的五辆汽车被烧毁，一些文件及家庭生活照亦毁坏。他的大幅彩色画像被暴徒拿去泄愤。林绍良本人当时在美国治疗眼疾，因此避过了这场劫难。
林绍良成为暴徒袭击的对象，除了是基于其华人身份外，他与总统苏哈托私交甚笃，亦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地最大规模的私人银行，中央亚细亚银行，便是由林绍良家族与苏哈托的子女合资开办，该银行亦难逃一劫。
该行在雅加达的两家分行均受到严重破坏，被暴徒纵火焚烧。有目击者指出，暴徒尝试抢夺分行自动柜员机内的所有现金。另一间位于雅加达西部的分分，亦被人放火。鉴于有传言华裔印尼富商林绍良旗下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无力应付存户提款要求，大批存户连日来争相涌往中央亚细亚银行提取存款，令银行职员应接不暇。但该银行强调，他们的财政状况稳健。
中央亚细亚银行是印尼最大规模的私人银行。
在不利的传言影响下，中央亚细亚银行在首都雅加达、东爪哇省会泗水、西苏门答腊省会巴东、北苏门答腊省会棉兰连日均出现拥挤提款现象，泗水一条主要马路被连绵不绝的提款人堵塞交通。
自从印尼爆发暴乱后，中央亚细亚银行部分分行已暂停营业。其中一家分行的公关主任表示，他们已重开某些分行以应付存户的需要。
他否认中央亚细亚银行无力应付存户的提款需要，并强调银行的财政状况依然稳健。
印尼中央银行行长表示，如该银行需要帮忙，央行可向该行注资9170万美元。
为保证存户的取款，林绍良的儿子答应向中央亚细亚银行注入1亿美元以巩固银行的资本结构。
林绍良旗下的三林集团拥有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七成股权，是印尼最大规模的私人集团。
三林集团的投资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香港、新加坡、中国、越南、北美、欧洲、澳洲，属下员工达20000人，海外投资以电信、银行、地产、市场营销为主；在印尼则坐拥10家超市，其中七家在首都雅加达、两家在巴东、一家在泗水。该集团在1996年的营业额为150亿美元。
● 郭鹤年油棕园被焚，富商何处讨公道
郭鹤年生长在马来西亚，企业注册在新加坡，业务范围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泰国、菲律宾，拥有资产60亿美元。
1924年10月6日，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南端新山市一个殷实人家，又生一子，祖上定下字辈为“鹤”，家人给取名为“年”。他就是现在闻名于世的企业家、“亚洲糖王”郭鹤年。
郭鹤年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郭宅村，他的父亲郭钦鉴有兄弟6人，长幼顺序为：郭钦铮、郭钦暧、郭钦瑞、郭钦仁、郭钦宝和郭钦鉴。时逢19世纪末20年代初，大批广东、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郭氏兄弟也不例外，除长兄钦铮在福州家乡开设了一家万安堂中药铺外，其余兄弟都先后到马来亚（即马来半岛南部的西马来亚，后与婆罗洲北部的东马来西亚组成马来西亚）经商，郭鹤年的父亲于1909年来到马来亚。起初在咖啡店当店员，工作十分勤快；后来与二哥之子郭鹤青一起接管四哥钦仁创办的东升有限公司，经营大米、大豆和粮等农副产品，逐渐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商号。这是郭鹤年领导的郭氏兄弟公司的前身。
1920年，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从国内家乡赴马来西亚与郭钦鉴结婚，先后生了三子：长子鹤举、次子鹤麟、三子便是鹤年。
由于他父亲经营得法，生意日渐兴隆，生活日益富裕起来。郭鹤年便与两位兄长就读于当地最好的贵族学校新山英文书院，毕业后考入马来亚最高学府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继续攻读。这一系列的教育，为郭鹤年后来的创业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莱佛士学院是个培养政界人物的著名学校，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总理侯赛因·奥恩、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都是该校的校友。郭鹤年在这所学校认识了这些同学。
1942年，日寇占领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日本占领军事管制和禁止经营大米，郭鹤青被日军宪兵拘押了数月，东升有限公司被迫停业，郭鹤年也只得辍学。
随后，郭鹤年在一家日本三菱商事的米粮部门工作。二战结束后，东升公司重新开业，生意得到恢复与发展。她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47年，年仅23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利克船务公司，这个公司向政府注册经营轮船航运和一般商务。但郭家此时又祸不单行：先是郭鹤年的二哥鹤麟因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而被捕牺牲，接着郭钦鉴又因长期操劳而于1948年病逝。天翻地覆的变化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郭钦鉴病故后，根据当地政府的有关法律，其遗产有一半被征税，余下的分为7份给家属，郑格如与两个儿子共得3份，其它4份由郭钦鉴第二个妻子及其3个子女获得。
为了郭氏家族事业的发展，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提出集中各人所得遗产，组建一个新公司，并邀请一些郭氏家族成员入股。于是经过协商，郭鹤年母子就与郭鹤年的堂弟郭鹤青、郭鹤尧、郭鹤瑞等，于1949年在马来亚新山合办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以其广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与胆魄，被推举为公司董事长，时年25岁。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继承了他们父辈的传统业务，主要从事大米、面粉、豆类及食糖等的进出口生意，在郭鹤年的领导下，公司生机勃勃，业务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郭鹤年出任公司董事长之后，深感有继续学习的必要，为了开阔视野和提高经营才干，50年代初，他前往英国伦敦，在伦敦一住就是5年，期间，他学习了国际贸易商业知识，研究了当地商品交易所的工作及经营管理方法。尤其是对英国的食糖贸易进行了深入调查、细心分析，从而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经营国际食糖买卖的兴趣，决心从这方面入手，闯出一条路子来。
1955年，郭鹤年返回马来亚，除继续经营利克船务公司及郭氏兄弟公司外，他就着手施行两个计划：一是在新山市创办了明田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及进出口贸易；二是开始向糖业经营进军。郭鹤年注意到当时马来亚的制糖业较为落后、食用糖大多从国外进口的现实状况，认为抓住这一点将大有作为。
50年代末，郭鹤年征得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的支持，在槟城的北赖创建了马来亚有史以来第一家糖厂——马来亚制糖厂。从泰国购入粗糖，在糖厂加工提炼后运销各地，并通过香港的马通有限公司销往中国；同时又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经过短短几年的经营，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不仅糖厂规模大为扩大，获利甚丰，郭鹤年也更熟悉了食糖市场的需求规律，把生意做得越来越旺，1962年他就被誉为“马来亚糖王”。从此，郭氏的“甜蜜事业”更加蒸蒸日上，生意兴隆。
为了进一步发展马来西亚的制糖业，1968年，郭鹤年组建了玻璃市种植机构。该机构向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租到位于该国北部的玻璃市州1。45万英亩土地的丛林土地，全部开垦为甘蔗种植园；同时在该种植园附近与联邦土地发展局合作建立了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炼制种植园所产的甘蔗。
玻璃市州是全国最小的州，面积只有795平方公里，10万多人口。可是玻璃市河及支流亚劳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因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盛产稻米、橡胶和椰子。郭鹤年利用这里的土地种植甘蔗，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3年，该园终于获得了好收成，糖厂的产量也随之迅速增加，使马来西亚走出了砂糖自给的第一步。
在郭鹤年之前，尽管马来西亚的气候、土地适宜甘蔗生产，但该国的农民却不爱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才是主要种植的农作物。郭鹤年大面积种植甘蔗，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农业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自郭鹤年开创了制糖业之后，马来西亚的甘蔗种植业日益兴旺。1970年，甘蔗种植面积达到0。71万公顷，1980年，增至1。79万顷。
在制糖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郭鹤年进一步扩大了糖业贸易，1970年，他觉察到世界糖价有上升的趋势，便果断地打进国际糖市，他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把经营战线延伸向欧美，如从古巴购糖转手销给印尼，从泰国进口原糖提炼后通过香港经纪人之手转卖给中国，他赶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积极投资糖的期货交易。后来随着糖价的上涨，他当年就赢得了600万元（马元）的巨额利润。
70年代中叶，郭鹤年每年从泰国购入近30吨糖，通过贱买贵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在此基础上，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