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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罗斯托和马克斯韦尔·泰勒是向肯尼迪政府兜售多米诺理论的首要分子，使麦克纳马拉转而相信多米诺理论。肯尼迪在职的数月内，对多米诺理论作了发挥，提出共产党控制老挝将会危及西方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
多米诺理论的反对者试图推翻这种理论，指出对当地居民来说，更现实更迫切的是缅甸人和泰人、高棉人和泰人、高棉人和越南人、马来人和爪哇人、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短暂的冲突。这个地区动乱的根源是较深的民族意识，由于外国的介入而有所加剧。因此，根据多米诺理论进行干涉，正好造成了地区民族主义所希望有的那种动力。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是一个地理事实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地缘战略问题。设想中国希望将其边界扩张到原帝国疆界之外的地区，这非常值得怀疑。
就这一连串的事件而言，真正使人们引起对多米诺理论怀疑的是，1965年苏加诺死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命运的大逆转，当时，大批共产党员被野蛮残杀。本被看作是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却在没有美国的直接干涉下自已立起来了。1967年5月，麦克纳马拉认识到了多米诺理论的错误，并试图撤销这种提法。在同约翰逊总统讨论实行较多政治较少军事方针的前景时，他就举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例子。然而，多米诺理论没有被这些攻击压倒，尼克松还将其继承了下来。1970年6月，在《当代》中发表的一篇访问记里，尼克松谈到：“我知道有人说，‘噢，多米诺理论已是过时的了。’他们不谈多米诺骨牌，他们该同泰国人、马来西亚人，该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人谈，还该同日本人及其他人谈……如果美国撤离越南……那是可怕地鼓励支持北越人的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它将鼓励他们在其它地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多米诺理论不仅传下来直到里根政府，而且其影响范围还扩大到非洲、欧洲和中美洲。据认为，多米诺效应跃过海洋和大陆，又开始出现在利比亚、坦桑尼亚、尼加拉瓜和意大利。鼓吹这一理论的人预言泰国要失陷。1976年，包括基辛格、福特和约翰·康纳利在内的一些人，公开敦促意大利领导人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意大利政府，免得危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安全。
然而，东南亚仍然是多米诺理论真实性的最终的检验地。对近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调查表明，所牵涉的原因、动机要远比这一表面上看来强有力的理论所假定的原因和动机复杂得多，直接导致老挝和柬埔寨发生冲突的是美国的行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使西哈努克亲王流亡，朗诺上台。1975年，朗诺不稳固的统治被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政权所取代。红色高棉推行驱散城市居民的政策，依附于中国人，与河内和越共发生冲突，而后者如今得到俄国人的支持。1977年，越南席卷柬埔寨，并占领金边。因波尔布特的行动而产生的柬埔寨北部和越过泰国边界的难民中，目前也渗进了红色高棉的残余。中国在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平衡其与俄国的对抗之后，向河内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攻击。1981年年中，占领柬埔寨的越南人面临着三个抵抗组织，即红色高棉、宋双领导的右派运动和西哈努克的忠实信徒（他正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谈判）。泰国和马来西亚担心越南的入侵，随着后者军事和经济状况不佳，这种担心正在逐渐消失。越南的地缘政治价值已开始为东盟国家所重视。1981年5月，泰国在一次暴动压力下，迅速恢复文官执政，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是个主因。将这些事件看作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倒坍，看来，即使不是彻头彻尾地患妄想狂，也是过于头脑简单了。
反多米诺理论
鉴于对多米诺理论没有正式的定义，为了分析其逻辑构成，我们只能研究类似的提法的构成。一排多米诺骨牌波浪一样地倒下去，在于这些骨牌在不稳定的平衡情况下巧妙地排列起来，因此一有扰动就顺着这一排传过去了。张张骨牌竖立给其赋与了潜能，因此当每一张牌倒落时，它将撞击下一张牌。如果两张多米诺骨牌的间隔大于一张牌的长度，连锁反应便会停止。多米诺骨牌有三种状态：立着的、倒落的和已倒坍的。将“倒落的”和“已倒坍的”骨牌与“共产党化”等同起来，也许能够满足应用这一理论那些人的精神透视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为倒台的是稳定的平衡、而站着的是不稳定的平衡这一事实所扰乱。用类推法对政治进行红白的特征记述，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幼稚的和侮辱性的，而且与独特的地理观念相对立。它完全不能反映地区或民族区别的重要性，而这我们通常认为是支配人类自我意识和地位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在讨论侵略时由一排多米诺骨牌的一头谈起，因为用手一敲，第一张牌的潜能就转化为动能。第一张牌的倒落撞倒了下一张牌，下一张又撞倒了下下一张，反映出了一种与侵略者侵略时的情形相同的变化。类似的大小和适当的间隔的必要性，在地理概念上应转化为什么，这是不明确的。显然，为了在圣地亚哥的海滩上登陆，必须将一些极大的多米诺骨牌安放在菲律宾、威克岛和夏威夷。有太平洋这样的间隔，应该说不必担心红色威胁远涉重洋在加利福尼亚登陆了。在多米诺理论使用的扩散中，大洋或干涉国显然没有被看作是遏制蔓延的间隔，而是被认为是能够很方便地抹去的。用类推的方法没有将该蔓延过程的性质说得非常清楚。“打倒”使人觉得有藏酒的气味，联想不到国家，而且也很难对劝行预防性行动的过程作出充分的描述。“撑住”已被用来表示某一类的解决办法，但也已证明很难转换为成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击倒”即一张或较多张牌的横向移位，以形成“防火线”防止大火蔓延，对一些有军事头脑的人确有吸引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行动。当然，在局部规模上，在越南，为了把城市和村庄从越共手里解救出来而将其毁掉了。
对大战略的启蒙来说，最好能想象出一种转化过程更为明确的而且比弹一下食指还要清楚地区别出变化中心的陈述方式。人类之间在进行领土争夺的后面有一种永恒的总推动力，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公理：“强力吸引较弱的势力中心或刺激敌对中心去加强自己”（麦克尼尔，1963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广阔无垠的平原，在这个平原上敌对的势力中心和派别可能出现。然于既定量的经济、军事和精神力量来说，一个帝国的中心只能根据其在空间的影响程度，同等地扩大其影响范围。使同样多的力均匀地分布在较长的半径上，就可能构成一个较短粗的圆柱体，比将这个力限制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要广。力量强度的下降与地理范围半径的倒数平方成正比，形成了一个如同钟罩式帐篷的潜在影响范围。（这一表述可概括为，通过确定一个地理系数，将欧几里得空间均匀性变换为微分的地理空间，来解释距离摩擦和人口密度方面的变化。）这一抽象告诉我们，集中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和征服以前的独立中心将表明，使力越大，帝国的疆域也就越宽阔。在较广大的版图内，独立的中心需要较少的能量。两个相邻的、控制严密的帝国之间的斗争，往往比两个相距遥远、控制不严的帝国之间的斗争更残忍。进行扩张的帝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产生一条平衡的边界，在这条分界线上，他们的影响程度是相等的。历史上关于帝国过分扩张的例证多得很，它们都是因力量分得太散而垮台。象拜占庭和中国这样控制严密的国家就比亚历山大、罗马、成吉思汗、第三帝国和东亚共荣圈经历的时间久得多。
这里提出了一种取代多米诺理论的说法，它跟市场地区分析所用的提法有点类似。为了研究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可以运用类似国家内部经济竞争中的一些结构和比较静态结果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起愚蠢的多米诺骨牌的推测和驳斥谬误的根据要充足些。当然，所得出的结果也常有同样的不确切之处。这种不确切性在讨论市场垄断竞争时，往往紧紧缠住追求平衡的确实性。但是，这将比使全部倒落的简单对称更真实地反映现实情况。
对上述论题进行详细说明的第一步，应是放宽对单个中心传播出来的固定量的力量的假定。可以假定，一个帝国通过取得领土而获得更大的资源基础。这样，其影响力和物力随着其疆域半径的增大而扩大，速度为欧几里得空间中的2π。这样一种认识必定刺激了征服者和帝国创业者的欲望，但从历史事实看似乎是过分乐观的，考虑到支配世界有限度时，就可更加肯定是如此。这一简单的关于领土兼并和支配势力扩张（仅受地球范围的限制）的几何图形，与过去文化特征传播的事实不相一致。过去的文化特色传播事实表明，随着界限扩大，大量能量损耗，因而接纳速度降低。据我看，这就构成了表示历来普及新事物特性的S形曲线的基础。上个世纪，若干种技术突破已广泛传开，但看来情况依然是，要扩大文化领域所需的努力要大幅度增加。
如果我们把所涉及的文化特色划归为政治流派和指挥体制，那么，输出量按比例地增加或减少的成分看得就比较清楚了。在经济方面，根据相对的成本好处而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障碍减少，经济一体化的规模就要增大，而效率则随着经济一体化规模的增大而提高，这几乎已是一条公理。（当然，没有中央集权的地区霸权，这些好处也是能享受得到的。）与这一极力主张经济联合相抵触的，似乎对之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成见。要求加入可理解的统一体和希望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这意味着政治效率随着政体的扩大而下降。根据经济在大的情况下有利，而政治和社会则是规模小好，取它们间的平衡，设想最佳的政体规模，纵使有点荒唐，却也是可能的。不论可否得出准确的结论，我们都可以十分肯定，独立于世界强国核心疆域或与其毗邻区域内的较小集团的小小的民族观显然还是最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力量。那些追求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独立的人往往求助其统治者的对手，要求支持。古巴是采取这种举动的典例。倘若能从这些方面来认识北越和中国的关系，也许使人感到比多米诺理论更能领悟美国在本世纪后五十年的对外政策。
基辛格用“连锁”这种说法对三个世界的主要核心大国，它们各自较分散的附属国以及各种各样的附庸国、卫星国和各种独立的和难以控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统一体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潜力，勾划出了一幅巧妙的图画。这种口头上的抽象说法也未见在什么地方具体化过。尼克松…基辛格政策中这一最有特色的策略背后的模型，是一个将世界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