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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的这些散文，写的多是死别。死亡是一种虚空，人的死去留给生者是永恒的悲痛。不可追寻，不可再期，是永远的黑暗中的沉落。宗璞写这类散文也以质朴无华的至情传达为其特点。她能够把浓烈的诀别的至情用不事雕琢的近于直白的文笔表达出来。她的表达那无尽的悲哀时，不使情感泛滥，表现理智而有节制。她的这类伤逝追怀的文字表明她的散文已告别一般人容易有的青春时代的渲染和华采，而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的沉郁。
出现最早的是《柳信》，它还带有传统抒情散文的一些痕迹。其中有怀念母亲的文字，但最动人的情节却是通过家里一只大猫狮子的死亡来烘托的：“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回来，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
《哭小弟》写于《柳信》后两年，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现在却轮到了小弟，他刚刚五十岁。小弟是作者最钟爱的弟弟，也是老父亲最器重的儿子。冯友兰先生在挽联中称赞这位儿子“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这位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的飞机强度总工程师，毕业之后三十余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宗璞在间断叙述了小弟弟身前身后之后，写了如下的话：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至哀无文，宗璞这些话没有任何修饰，却非常感人。
宗璞为父亲冯友兰写过多篇散文。《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行文简洁严谨，雍容大方，而又不乏机趣。它是宗璞人生和文艺俱臻成熟的佳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九十华诞会》等文记述了哲学前辈冯友兰先生晚年行状，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心的嘱托》、《三松堂断忆》则记述这位大师去世前后的经历，是关于冯友兰先生告别人间前后，写得最平易又最蕴有深情的文章。《心的嘱托》写：“近年来，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三松堂断忆》最后写：“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话都平易，然而却沉重得令人难以承受。
《三松堂断忆》中还记叙了冯先生生平诸多有意义的往事：青年时的一次豪饮，与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等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抗战期间过镇南关因耽于思考而手臂为城墙折断；六十年代，每于傍晚由作者陪父母包租大船荡舟昆明湖中，船在彩霞间飘动，绮然神仙中人等等，都以质朴的语言，平白的记叙，真实而传神地从平常生活侧面，把这位为世人所景仰的、而生平并不平凡的学者的个性品格作了传神的描绘。
宗璞随父居燕园数十年，关于这座名园她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描写和表现了这个校园的人文鼎盛的风情。《霞落燕园》与这类文字不同，它从另一个角度——这是社会人生最让人伤怀的角度——写北京大学燕南园十六栋房主先后的辞世。它以记叙多于抒情的笔调，写人生离散的浓厚悲哀。它蕴有深深的伤感，但却举重若轻地在文字传达上予以淡化，让人从文字以外四处迷漫的不可弥补的失落中，感到沉重的哀伤。这是散文的大家风范。
她从容地挨家叙述这数十年间发生的死别。最早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写汤先生的去世用的是这样的叙述：“记得曾见一介兄从后角门进来，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我当时想，杨先生再也用不着它了。”物在人亡，对于死者无一句直接哀悼的话，却以极平淡来写极沉痛。紧接着写三位自杀的老先生：“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剪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宗璞没有正面去交待他们因何走此绝路的。她用的也是极冷静的笔墨和语气写人间的残酷，时势的暴虐，死亡的无情。但却找不到一句激烈的言辞。她只是在翦先生夫妇双双自杀时作了非常温和的评述：“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要是人间的温馨只能从这样惨烈的死亡得到证实，这也许是长长的历史的无边暗黑的年代。而作者在这里硬是不用一句正面的抨击，她懂得避俗，懂得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懂得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接着的叙述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死亡，一篇短文，四千字多一点，写了十多位著名的学者巨星的无一例外的死亡。要是没有娴熟的技巧和表现力，没有精到的构思和安排，写起来难免沉闷平滞，但是宗璞却把这些写得疏朗有致，平淡中见曲折。而且各位先生晚年或临终前的表现也多有插叙，如王力先生要求夫妇合葬及墓碑上的赠内诗；朱光潜先生病中烦恼突然拒绝出席香港大学授勋典礼；冯定先生告诉小偷“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等等细节，往往三言两语便把人的一生写活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宗璞这篇散文所达到的是文艺创作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宗璞散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产生于她的不事雕琢的真情。以《三幅画》为例，它的开头完全看不到常见的那种扑面而来的矫情和形容的泛滥，而是非常自然平白的叙说：“戌辰龙年前夕，往荣宝斋去取裱的字画。在手提包里翻了一遍，不见取物字据。其实原字据已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了，代替的是张挂失条。而这挂失条也不见了。业务员见我懊恼的样子，说，拿去吧，找着以后寄回来就行了”。这开头，说不凡也可以，说平常也可以，但却是真实质朴造出来的艺术效果，说是“造”也许委曲了作者，她也许压根儿就不“造”，而是非常亲切的过程的叙述。作者所要取的，是汪曾祺的字画，她说，她原先不知道汪曾祺擅长丹青，只知他不只是写戏并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诗。当她得到第一幅、第二幅画后如获至宝。在心满意足不再心存妄想时，“不料秋末冬初时，汪兄忽又寄来第三幅画。这是一幅水仙花。长长的挺秀的叶子，顶上几瓣素白的花，叶用蓝而不用绿，花就纸色不另涂白，只觉一般清灵之气，自纸上透出。一行小字：为纪念陈澄莱而作，寄与宗璞”。这水仙的清白秀雅，这一行小字，点燃这清清淡淡的一篇散文，也点燃了画家的心，散文家的心。它“造”出了真正的浓烈。
那爱水仙的人已经屈死多年，留下的是那日离去也是永别的“别忘了换水”的嘱咐，以及从窗中见她摆手的最后一面。陈澄莱是作者的挚友。作为生死之交，宗璞在写她时笔下并没有讳言她的缺点，例如她的脆弱，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心底的那一点固执，等等。那些年头死很容易，她最后选择北方冬日原野上一轮冷月照着的其寒彻骨的井水。宗璞在她死去十多年后写了《水仙辞》悼念她。如今汪曾祺又有赠画，这在宗璞心中引发了感动。《三幅画》应该看作是《水仙辞》的真正续篇，是两位文友为纪念共同的含冤而去的死者的不曾忘却的思念而作的。从《水仙辞》到《三幅画》，可以悟到宗璞在这些文字中，充溢了她的散文的无所不在的真魂：对亘古绵延的人性和人情的寻觅及其自然的表现。
宗璞的长处是能够用冲淡表现浓郁，把炽烈掩藏起来，而传达的却是更为持久的炽烈。读她的这些散文如面对一杯清茶，淡淡的绿色中，飘散着浓酽的清苦。近作《星期三的晚餐》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散文特色。文章从病中住院在亲友送的饭食中，老友立雕夫妇“承包”了星期三的晚餐起：“因为星期三不能探视，就需要花言巧语才能进到病房。每次立雕都很有兴致地形容他的胜利。后来我的身体渐好，便到楼下去'接饭'。见到提着饭盒沿着通道走来，总要微惊，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个“微惊”便是形容的节制。要是我们从朱自清的散文中看到的是略带感伤的“背影”，则此刻，宗璞的“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种“正面观察”，却连那种感伤也被掩藏了起来。
但是我们却从她的叙述中感到了真正的人情温暖以及时光流逝的感怀。开头和结尾她都用“活着真好”来传达这种人间友爱的眷恋，“我若不痊愈，是无天理”“怎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这些看似淡远的话却有战胜感伤，超越感伤的情感的沉淀。宗璞的散文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的确到达了一个纯净和沉郁相结合的练达。
三、近期散文的文化性
散文这种体式最合作者个性。在上述我们阅读到的宗璞的游记、写景以及叙事、抒情等文章中，已感受到一位知识女性的气质与笔韵。在这些作品中，这种特殊品质还只是一种在体式中的渗透和溶解。近几年来，她则写了不少直接以知识、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文化性散文。这是宗璞在散文创作中的突破，也是作家对于散文领域拓展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位我们业已熟知的作家来说，则是她的作家文人心态的全面和完整的体现。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呈现出繁采多样的景观。散文创作也打破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单一模式。这个时期的有些作家（应该说多为知识作家）如萧乾、汪曾祺、王蒙、林斤澜等，从人生的过往经历和知识贮备，也从身边世事和环境中，牵动了他们长期积蓄的文化底蕴，一批充满理趣也充满情趣的散文、小品和随笔随之出现，这也是情理中事。
这类充满文化气氛的作品（传统为笔记散文）在中国源流悠远而盛于明清。其内容或记逸人行状，或记奇闻异事，举几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科技医药，宦海浮沉，街谈巷议均可入文。五四时期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诸人在晚明袁宏道、张岱、归有光等散文风韵基础上又融入西欧主要是英国随笔的谐趣。一时间这类散文小品盛行于世，成为五四散文中成就最高，实力最雄的品类。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重性灵，富理趣，不论是晚明、五四或是当今八十年代，这类作品是在个性意识比较张扬，心清比较疏淡的背景下产生。林斤澜曾论及这类作品的好处，精辟地指出这类作品的三大特性：一是不端架子。他说，“笔记的作者，大有载道君子，立志丈夫，明理仁人。有大事业在做着、写点笔记是消闲，随手拈来，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