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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国的当年，她和宗融结了婚，次年生女儿小弥。罗淑白天上课，女儿就寄养在一个法国保姆家里。保姆的丈夫是个纯朴的铜匠，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打死了。善良的保姆一提到德国侵略者就咬牙切齿，想起儿子就潸然泪下。她非常疼爱寄养在她这里的小弥。每天晚上，快乐的铜匠让小弥骑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唱着歌，把她送还给她的妈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三天工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政府不抵抗，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接着又是1932年…·二八日本兵进攻闸北。法国人对中国留学生那种轻蔑的眼光真叫罗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车厢里》记述了她当时感受到的极度屈辱。她决定回国。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这时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虽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他那意大利妻子是个黑发褐眼活泼可爱的时髦女郎。世安认为，日本军队入侵东北，国内政局动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起仗来，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国外找个工作？罗淑认为，自己到法国是为学习，不是为享洋福。国难当头，正好回国去做一点于国家有益的事情。兄妹俩僵持了年把，最后吵了一场，妹妹对哥哥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兄妹分道扬镳。哥嫂留在国外，妹妹诀别哥嫂，和宗融一起，带着小弥于1933年毅然登上归途。
在回国的轮船上，一个比小弥大得多的德国男孩抢走了她的洋娃娃，小弥哭着回来找妈妈。罗淑大怒，说：“为什么让个德国孩子抢走你的东西？你要是不去夺回来，就不是我的女儿！”说完，“砰”的一声把小弥关在房舱门外。宗融忙说：“孩子这么小，何必太认真！”罗淑气得脸发白，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说：“想不到我的女儿这么没出息！”直到小弥背水一战，夺回洋娃娃，罗淑才转怒为笑。
到了上海，宗融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一面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罗淑在市郊南翔的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教书，兼小学部主任。农村教育科的主任陈范予是一位富于理想的社会改革家，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师生都参加劳动。各人按照特长与爱好，分别养鸡、种菜、养蜂、师生轮流做饭烧菜。课程有农业生产、园艺、社会科学、教育等。
南翔是个美丽的地方。树木、田野、小溪之间，疏疏落落几排平房。罗淑在这里和学生一起种菜、浇地、挖沟、做饭、砥砺学问，日子过得新鲜，充满朝气。她买了一只山羊，让小弥也学着放羊、打草。
南翔的宁静生活不久就结束了，罗淑随宗融迁到上海，在拉都路敦和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
宗融是个好客的人，家中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差不多的熟人都编着文学刊物，如巴金、靳以、黎烈文、黄源、李健吾等。朋友们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新文学方面的事情，热烈得很。罗淑听得很动心。巴金在法国的时候，曾译过几篇描写旧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他本打算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也译出来，编在一起，印一本小册子。可是前面几篇译稿寄回上海后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所以停止了已开始的《何为》的翻译。这次（即1936年在上海），巴金在整理旧书的时候，找出了他1928年在法国买的那本《何为》，虽是个节译本，却并没有支离破碎之处。这本书探讨了妇女问题，“创造了新妇女的典型，表现了当时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们应该有的观念，应该走的道路。这本小说对于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青年都有过极大的影响。”巴金把这本《何为》拿给罗淑看，她表示愿意翻译，巴金就把这件事托给了她。“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她就把稿子送来了，是这么流畅的译笔。我把译稿仔细读过一遍，在我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觉得很高兴。”（以上引号中的话均引自巴金）《何为》于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的是罗淑的本名世弥。之后，她又为《译文》月刊和《文学季刊》翻译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罗·玛尔格里特（著有不少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的小说）的《白甲骑兵》、雷米（曾获得1936年度法国平民文学奖金）的《决心》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的笔谈》等。
罗淑不满足于翻译，她有了创作的冲动。美丽的沱江，老马湾的盐场、底层人民的悲欢，一一凸现在眼前。于是她对黎烈文说，她小时候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别情况，很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黎烈文便极力劝她尝试，不过，他认为长篇比较难作，劝她从短篇开始。她接受了这个意见，悄悄地埋头写起短篇小说来。终于，她怀着兴奋、期待的心情，把她的处女作《生人妻》交给了巴金。
巴金比罗淑小一岁，谦和的外表下有一颗热烈的心。当他发现新文学的园地里增添了一名辛勤的园丁，而这园丁又是他的姐妹般的友人时，他非常感动，非常欣喜。他以极大的热情鼓励她写作，帮助她修改，并且替她在稿子上写了一个“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拿到1936年9月号的《文季月刊》上去发表了。
《生人妻》讲的是四川乡下一个穷卖草人卖妻的故事。用纯朴无华的文字，写出了两颗善良纯洁的灵魂，写出了一对贫苦夫妻相德以沫的恩爱。《生人妻》发表以后，引起文坛广泛的注意，朋友们既惊讶又赞美。李健吾说：“等我发觉友谊圈子中间不声不响跳出一位我所景仰的作家的时候，我的蒙昧好像一种过失，惶愧而又喜悦。”鲁彦把《生人妻》推荐人当年的《短篇佳作选》；胡风、周文、沙汀等文学见解和审美标准各不相同的作家，异口同声赞赏它，这真是很少见的。
此后，朋友们常常怂恿罗淑写作，可是她对写作的态度是那样郑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毁了重写，轻易不愿拿出来发表。继《生人妻》之后，她又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刘嫂》，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橘子》，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井工》是抗战爆发后在成都的《文丛》杂志上首先发表的）。
这年6月，巴金与黎烈文商量要公开发表对抗日救亡的态度，经与鲁迅讨论，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要“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宗融和罗淑都签了名。
1936年秋，不安定的教书生涯迫使宗融到广西大学去，罗淑带着两三个未成篇的原稿，也跟着到了桂林。那时已经是民族抗战的前夕，政局动荡，各种势力都在重新组合。
1937年夏，因世弥怀孕，宗融把她送回上海待产，在姚主教路树德坊为她租了一所幽静的房子，就又独自一人回桂林去了。殊不知他刚刚离开上海，就响起了八·一三的炮声。宗融在去广西的途中，心急如焚，连连打急电回上海。罗淑怕他补回上海会遇到危险，在和友人商量之后，决定只身带小弥到衡阳与宗融相会，然后一起回成都。那时的上海已是一片战乱的景象，晚间闸北一片火光，大世界也中了炮弹，小菜场里没有菜，米店不卖米。火车站人山人海，买不到火车票。是巴金和他的弟弟采臣，几经周折才设法给罗淑买到了车票，在九月八日那一天，把她和小弥送上了火车，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诀。等罗淑遇合了马宗融奔回成都，她已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
在成都，马宗融到川大教书，罗淑在泡桐树街一所种有梅花和玉兰的幽雅小院落里家居待产。虽说产期将临，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却没有放下她的笔。现在一共找到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写的五篇急就的短文，每篇不足千字。显然是匆匆草成的，有待润饰。然而这说明经过战争的流离颠沛，身心交瘁的罗淑仍然坚持用她的笔，想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五篇短文是：1937年12月4日成都华西日报副刊《群众》上的《八月十三日的早晨》；同年12月20日成都新民报《国防文艺》周刊上的《“流民三千万”观后感》；1938年元旦《群众》周刊上的《谁在和谁打》；1月6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周刊上的《在车厢里》；且月15日《群众》周刊上的《被难者》。这些短文记叙了八·一三以来她目睹的战争苦难，和民族抗战的必要。
不到农历新年，罗淑就住入四圣祠的仁济女医院，1938年2月9日生下一男孩。产后不几天，她开始发烧，是产褥热。一个天主教庸医误了她。马宗融见势不好决定转院的时候，罗淑已经无救。1938年2月27日，罗淑结束了她年青有为的生命，终年三十五岁。
罗淑的创作生涯异常短促，前后不满一年半。作品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总共只有短篇小说八篇，散文十来篇，计十来万字。另外当然还有译文。她就是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以如此有限的作品。确立了光辉的文学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是罕见的。
她葬在成都老西门外沙湾——马宗融家族的墓地里。一扌不黄土，一块白石红字的墓碑，一丛矮材编的短篱。痛不欲生的马宗融在她的墓旁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
罗淑去世以后，《华西日报》接连两天刊载了纪念她的专辑。她的未完成的遗作由友人巴金替她整理出版。他一共为她编辑出版了三本薄薄的创作集：《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两个翻译集：《何为》与《白甲骑兵》（友人陆蠢也为之作了许多编辑工作）。在她的创作中，《鱼儿坳》和《贼》都是未完成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背景和人物相同，文字也有重复的地方。看样子罗淑是想以家乡的盐工生活为中心写一个长篇的。巴金痛惜友人的早逝；对她留下来的的一字一句都十分珍惜，保留了她那未完成的遗作的本来面目，还为每一个集子写了后记。
解放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于1961年第11期和1963年第1期刊登了她的几个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两书汇成一集出版。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她的全部创作收入《罗淑选集》并附了巴金写的几个后记，以及黎烈文、靳以、李健吾等作家写的纪念罗淑的文章。最后的五篇短文未及收入。这个选集所用的底本是巴金提供的。《罗淑选集》出版后，出版社没有及时把三个底本还给巴金。巴金连忙去要，结果只从印厂追回两本，《鱼儿坳》则永远地失落了。巴金很心痛。他后来把那本残破的《生人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郑重地在上面写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罗淑选集》时曾将《生人妻》和《鱼儿 坳》三书借去，过了两年我要回《地上的一角》和此书。《鱼儿坳》 已不知去向，这本书的”附录“也给撕毁了。惜哉！
巴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罗淑的作品虽然不多，可是版本不少，都已绝版。近年来评介的文章多了起来，出版了《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她的家乡简阳还成立了罗淑纪念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