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直躲着不见面，等女儿一走，马上就出来了。两位老人赶紧打开女儿的箱子，翻来翻去，没有搜到一件“茶花女”式的服装和首饰，只抄出一些简素的旧衣、书籍和她写的一些诗及诗剧《琳丽》。
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午后。忽然房东奶奶喊着白薇的名字，告诉她来了客人。她从窗口向外一看，啊？竟是自己深深爱过的、阔别了三年的男朋友杨骚。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滚沸了。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里面一张行军床，一张桌椅外，只挂着一张他绘的画，桌子上的镜子和相片，也都是他的东西。又看到白薇白净秀美、线条柔和的脸庞放着光彩，一双深情的眼睛，爱恋地注视着自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此，他常来看她，要求恢复恋爱关系。在白薇，虽然一想到他对她的折磨不免有些恐惧，但，以往的爱，确实太深氏
他们终于决定搬在一起，像好朋友似的，一个住前楼，一个住亭子间。中间的过道，摆一张吃饭的圆桌和两张圆凳，共同使用。他们共同买菜烧饭，吃饭的时候，两人时常握着手有说有笑。在这里，他们各自努力自修和写作，杨骚写出不少诗、戏剧，还翻译了一些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经杨骚介绍，白薇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创造社和大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白薇由于偏爱创造社，思想上也曾和鲁迅不接近。加上她“不可攀名人巨柱的怪癖”，所以又迟迟不想同鲁迅见面。后来虽去鲁迅家送稿，但每次都是到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跑了。鲁迅曾玩笑地和人说：“白薇怕我吃掉她。”鲁迅不以创造社的对立为嫌，像对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对白薇非常关心和器重。
《打出幽灵塔》是个古典浪漫写实的悲剧，描写了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一个土豪家庭的分裂。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它向那些沉睡在家庭中做傀儡的不幸妇女们，喊出了赶快觉醒的呼声。鲁迅将白薇这部作品在《奔流》创刊号上刊登。她的名字出现在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之列，从而成了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
鲁迅主编的另一份杂志《语丝》，还刊登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这个寓意深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剧本，通篇都在痛斥着反革命两面派。
“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
“你做恶就索性做恶魔也罢，但表面上要做伪善的君子，暗地里全是丑恶，当个无耻的革命叛徒，你最会借别人最善最大的主义，并且借些最美的名目，来做你去吃人去出风头的利器！你根本就不懂得革命是什么，你本身就是革命者的仇敌！”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言辞，当然要戳痛一些人的心。国民党政府为这个剧本警告了《语丝》。
白薇开始试写长篇小说，取名《炸弹与征鸟》。它同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一对姐妹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再现出大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作者对革命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积极态度。白薇认为自己写的不过是些用热烈感情把直感编排起来的记录，结构和修辞都不讲究，不想拿去发表，更缺乏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杨骚替她把稿子送给鲁迅，回来之后高兴地对她说：“鲁迅先生说你写得好，你继续写下去罢，他的杂志上可以连载你的小说。”
“连载？”这两个字给了她多大的勇气啊！继而她又担心地问杨骚：“我的句子简直写不顺，又不懂结构，怎么办？”“我也这么说，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句子，请他帮你改改。鲁迅却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听了杨骚的转述，她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个长篇写下去。果然，鲁迅对她的作品，除了错字或生硬的句子略有改动，其他均未随意涂改。鲁迅尊重作者的精神，大大壮了她的胆气。接着，她又把长诗《春笋之歌》拿给了鲁迅。
白薇终于见到了鲁迅。那天，杨骚带着她刚到楼梯脚，她又想跑。不料鲁迅已在楼口亲切地招呼了：“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吧！”她走进他的书房，微微低着头，不敢看鲁迅。鲁迅温和地给她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同她开玩笑说：“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束立刻打消了。她这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之后，在《奔流》的餐席上，在“左联”，在内山书店，她常和鲁迅见面。有时她也到鲁迅家里，鲁迅总是对她温和诚恳，说话含着微笑。
正由于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走上了革命的文学道路，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不顾特务盯梢和敌人搜查的迫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业贫穷的女工，知道她会写文章，就说：“大姐，求求你，你写吧，不然我们会饿死！”于是，她更勤快地拿起笔，用稿费接济苦难的姐妹。
她临危不惧，始终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一起。“左联”在困难中创办了机关刊物——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她是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她与楼适夷、袁殊等人在“左翼剧联”的支持下组织了曙星剧社，后来改名为移动剧社，主要演员有石凌鹤、唐晴初、陈波儿、易洁、许幸之等十余人。她还曾被田汉、沈端先（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列为特约撰稿人，参加过左翼作家发起的推行手头字的运动。她受党的指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去做争取著名演员胡蝶的工作。同志们对她有极高的评论，称她“对团体，对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说她是非常好的人，热情、坦率、很真诚。
五
“九·一八”的炮火，点燃了举国反侵略的烈焰。白薇以敏捷的笔，愤怒地疾呼：“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为铁窗、铁锁、铁链的解放，兄弟姐妹们，大家起来，和黑暗的世界奋斗……只有被压迫阶级的人携手奋斗，才能够打出我们的出路！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万岁！”
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等等，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给杨韵》、《马德里》，小说《受难的女人们》……白薇的一篇篇呐喊着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心声的作品迅疾诞生。
在抗日救亡浪潮高涨，话剧事业应运勃兴的年代，她精神活泼昂扬，仿佛春风里招展的花枝。下笔如潮，奔走如飞，还参加导演、演出。她的剧本被工人们的蓝衫剧团争相演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军民。她受到工人和学生的爱戴。她经常带着几个小烧饼，出入于工厂和学校的剧团。赵丹就曾在白薇的指导下，演出过董每戡的《C夫人肖像》。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感情上的纠葛，白薇病倒了。一病就是六七年。在病因的纠缠下，她不能如愿以偿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这已经是极大的痛苦，更哪堪承受旧社会给她的另一种碾压。
在爱情生活中，她是忠实、灼烈、清白无辜的。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影响下，无情的舆论，世人的冷箭，总是对着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常有无聊小报肆无忌惮、不堪入目地造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