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翔之把话说完，几个部下连连称善，他连晚餐都不想吃了，马上去楼上卧室往李任仁家里打电话。
电话是打通了，接电话的不是李任仁，是秘书。他只在电话里跟叶翔之寒暄了几句，说实在不敢惊动大驾，非常感谢，李老先生受了点惊吓，去朋友家休息了。说完也不纠缠就把电话挂断了。
叶翔之不死心，还想探知确切的消息。不料，电话打过去，却再也无人接听。气得叶翔之将电话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骂了一会儿，他叫来行动员孔力三、蒋德生，吩咐道：“你们从明天起，和香港站的人化装成黄包车夫等，在李任仁家那段路上观察，弄清楚他的确切行踪，然后找机会下手。你们今天晚上把发下来的照片好好看看，牢牢记住他的模样，免得盯错了人。”
香港大抢运（6）
“是！”
孔力三、蒋德生等人经过3天秘密跟踪监视，并未发现李任仁，千方百计打探，也没有一点消息。
叶翔之闻报后决定狗急跳墙，“选择晚上时间下手，中途伏击。我不信，他不露面！”
他如此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毛人凤在广州那边催得急，李任仁公馆所在地都是热闹地段，白天刺客行动后不易逃循，倒不如晚上动手妥当，李任仁是老人，不足为虑。
之后，他们又仔细研究了行动的具体方案。
当晚八点多钟，孔力三、蒋德生，邬柏益3人身穿西装，外罩风衣，一律戴鸭舌帽，脸罩大口罩，怀揣手枪，腰藏短棍，潜至查理大街李任仁公馆附近的一条小巷。预先他们已侦察过地形，看准了那里一家白俄开的小酒馆，坐在里面不但可以观察查理大街，而且还可以窥见李公馆的一举一动。夜间行人稀少，如果李任仁出来散步路过，一眼就能看清，3人在小酒馆里要了些酒菜，慢斟浅饮，嘴里说着话，眼睛盯着巷口，10点钟敲过，一个小特务忽然站起来，“老板，结账！”
孔力三、蒋德生会意，看看手表，冲小特务点点头，“兄弟，你会钞，我们先走了！”
两人走出小巷，见一位老人从李公馆慢慢地走了出来，他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一手挟公文包，一手拿一支乌漆手杖，奇怪的是，这天晚上李任仁竟是独自出来散步。
孔力三、蒋德生两人忙跟了上去，此时，马路上只有个别行人在匆匆行路，四周一片寂静，走了大约两三分钟，孔力三对蒋德生附耳悄言道：“我上去下手，你留意四周动静。”
孔力三紧走几步，看看离李任仁仅四五公尺距离了，紧握短棍，低喝一声：“李任仁！”
那人一惊，急速转身，说时迟那时快，孔力三攥紧短棍迎头击去，对方“哎哟”一声，低头急躲，孔力三受过专门训练，精通暗杀窍门，在半空当中一转手腕，棍子挟着一股风猛砸在那人后脑勺了，一声闷响，俯身栽倒，那顶礼帽飞出去，像车轮似地骨碌碌滚出老远。
十几公尺开外有一对情侣在走路，见状大骇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孔力三看都没看他们，把那人翻了个身，用手指一试鼻孔已停止呼吸了，忙拉上蒋德生，两人夺路狂奔而去。
5分钟后，静谧的夜空中响起一阵尖厉的警报声，几辆红色轿车急急驶抵现场，从车上跳下十几名英国警察，把死者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镁光灯闪出一道道耀人眼目的白光，那对情侣报警之后，没敢离开现场，这会儿被两名警官请入一辆轿车，提供目击情况，他们一致肯定地说，凶手在下手前的一瞬间叫了声“李任仁”。
两个警官互相对视一眼，显然他们已经从前日的报上知道了李任仁的身份。
这时，一个警察走到轿车旁边，从车窗里递进一个名片盒，“这是从死者身上发现的，初步判断，死者名叫李任书。这里有他的身份证。”
“哦？”警官接过一看，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时也给搞懵了，立刻叫李公馆火速派人来辨认，确证死者果然是李任书，他是李任仁的堂弟，在香港已经居住多年，今夜特来李公馆拜访大哥，结果没有见着人，遂告辞而去。
警方根据上述情况连夜开会分析案情，得出结论：凶手是准备杀李任仁的，却认错了人，把外形、身材、年龄、衣着都跟李任仁酷似的堂弟杀害了。
却说孔力三几人回到铜锣湾临时大本营，叶翔之正和另外几个特工在客厅里坐等消息，见他们回来，迫不及待地问道：“事情办成啦？”
蒋德生兴奋地说：“处长，完成了！李任仁那老东西已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啦！”
叶翔之喜得眼睛放光，来回搓着手兴奋地表扬道：“好！这事干得好！回台湾以后，我要嘉奖、晋升你们。”
当夜，叶翔之几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胡吃海喝了一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次日上午，日头高照，几人才睡眼惺忪的起了床。叶翔之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看当天的报纸。
突然，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了他的眼帘：“李代桃僵，凶手夜半枉杀‘替死鬼’，代兄蒙难，香港市民李任书命丧黄泉。”
他再往下一看，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暴跳如雷。报上详细登载了昨晚他们暗杀失手的情况。叶翔之当即跳起来，将咖啡杯狠狠掷在地上，然后冲上前对孔力三等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他边打边骂道：“两个笨蛋，人都没搞清楚就动手了。你们看清了吗？那是李任仁，不是，是他弟弟白白做了替死鬼。”
两个特务捂住脸顿时傻了眼。
原来，李任仁已被中共的华克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数日后他和黄绍竑一道乘船安全离开了香港。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
军统特务们在香港展开了全力的追杀，却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在抢运这批爱国志士。除去上述的名人外，军统这份包括了宋庆龄、李宗仁在内的暗杀名单上，国共两党分外瞩目的郭沫若也赫然在列。
香港大抢运（7）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乔冠华巧妙地安排好郭沫若的住处，并打算通过海上或由苏俄护送郭沫若进京。
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郭沫若由此羁留了一些时日。
那是1948年冬，郭沫若的日籍夫人郭安娜带着其子和夫、志鸿和女儿淑禹一道抵达香港。早在1946年，郭安娜就收到了郭沫若带去日本的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郭安娜虽缓解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窘困，但却伤心欲绝。她从来人口中得知了郭沫若已另行组建家庭并育有4个子女的详情。
郭安娜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可想而知。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结束，却意想不到打算相聚的一家人并未迎来苦尽甘来的结局。她明白，自己与郭沫若20年的婚姻，已然坍塌。郭安娜痛定思痛，决定到战胜后的中国去寻找已琵琶别抱的丈夫，至少，两人之间应有个了断。
于是，她请她的二妹和妹夫在台湾为长子郭和夫、三子郭复夫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商定，将已娶妻成家的次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变卖了家产，特地将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用毛笔抄写出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一些书信，亲手交给了一家书店，请他们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她的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拿走手稿。
1948年5月，郭安娜带着女儿和幼子郭志鸿离开日本去了台湾省。他们一行离开时，日本的报纸、港台的报刊都作了显著报道。
这年冬天，郭安娜带3个儿女正式抵达香港。
郭沫若闻知安娜母子来到了香港，他明白，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是处理的时候了。可是要想做到令各方满意，却又绝非易事。他只得仰天长叹道，“我只好对不住安娜母子了。”
过了一段时间，郭安娜带着子女找上门来。于立群表现得相当大度，她亲自安排安娜母子住到了家中。待到郭沫若与安娜正式见面时，气氛却令人窒息和尴尬。
一贯坚强的郭安娜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沫若心都碎了。良久，他开口劝道：“你放心，这么多年，你吃的苦，遭的罪，我心里明白。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任的。”
安娜这才止住哭声，不悦地说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总要说清楚吧！”
郭沫若叹了口气，轻轻答道：“还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事情都已这样了，木已成舟，木已成舟哟！”
安娜却陡地提高声音，“按你们中国人的做法，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哪些是该说清楚的，总该给我有个交代吧。”
郭沫若见安娜情绪颇为激动，只得让中共地下党员冯乃超出来解围，然后他托辞避别而去。
安娜向冯乃超提出了三条：（1）郭沫若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负责女儿郭淑禹和幼子郭志鸿上完大学。（2）郭沫若要付给她相当数额的赡养费。（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
三个条件不算高，并不苛刻，尽在情理之中。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经过商定后，决定由冯乃超继续出面做好工作。
冯乃超的解释颇为得体。他劝郭安娜说，造成郭沫若与她分离，另行组建家庭是迫不得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他们之间这种局面只是许多的中日不幸家庭的一个缩影。郭沫若对此感到特别痛心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冯乃超又劝道，目前国共两党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关键时期，我们共产党有信心很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希望他们能理解郭沫若本人和组织上的困难，处理此事顾及对国内外的影响。最后，冯乃超很是诚恳和遗憾地说：“供养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但后两条限于目前条件，确实无法做到。”
郭安娜最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反复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将自己的部分著作版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的办法。对五个孩子则这样安排：长子和三子暂回台湾，和夫继续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大学，女儿淑禹留下来，过上一段时间，送往解放区。
据知情者回忆，郭安娜对这次会面及讨个说法的最终解决，并不觉得满意。安娜与孩子们来时，便有情绪，见面后还是表现得理智和顾全大局，除了一些情绪不满外，基本上还能协商合作，总算对两个未成年孩子有个交代，在她本人的后半生供养问题上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但这却苦了于立群。她带着五个孩子随郭沫若潜居香港，国民党军统又伺机对郭沫若下毒手，她既要担心郭沫若的安全，又要照顾一家大小。安娜一家住进来后，毕竟有些不愉快。不过，她想方设法，保证了大家的食宿。只是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心里还是很感伤。
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军统特务的魔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