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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军统特务的魔爪已经悄然伸了过来。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猛炒郭沫若的家事。
负责谋刺郭沫若的叶翔之读罢报上的新闻，兴奋得大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削尖脑袋也找不来的地址，这帮记者给我们找到了。”
香港大抢运（8）
几名特务忙将报纸抢过去，一看，那上面不仅详细登载了郭沫若的家事纷争，而且还将他们现时的住址也写了出来。几人顿时兴奋不已。
叶翔之奸笑着说：“那个老风流鬼欠下了风流债，这回我们可以来个趁火打劫。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手。”
他提出，用老办法，事先由金名杰装扮成一个记者，以采访为名，先去探听虚实，然后，根据情况再具体部署行动方案。
金名杰遂赶往香港郭沫若的寓所，没料到，对方一见是记者，就关上了门。吃了闭门羹，回到驻地，叶翔之摩拳擦掌，他对手下的特务布置道：“虽然没有见到郭沫若本人，但我们已经获知他的确切地址。这一次，新账旧账给这个风流鬼全算了啦。我们分成两组，一组在他家门口化妆成小贩观察动静，只等他人一露脸，就动手，另一组则在附近接应。”
次日，郭家附近的小街上立即就冒出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小贩，那是叶翔之手下的几名军统特务装扮的。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他找来负责抢运工作的华克之指示道：“郭沫若的行踪已经暴露，务必尽快将他安全送走。”
华克之领命后，当机立断，不管他家事处理得如何，先将郭沫若一人送出香港。
1949年2月的一天，郭沫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摘下眼镜，化装成一个送糕点的小贩，悄然由后门而出，然后直奔九龙码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
那几名昼夜监视的特务，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情况有变。等他们反应过来，哪还有郭沫若的影子。毛人凤得报后，止不住仰天长叹，“放跑了郭沫若，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总裁！”
郭沫若离开了香港，到了解放后的沈阳。不久，安娜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说服与保证下，也离开了郭家。其女儿郭淑禹不久由地下党安排，化装成一位哑姑，乘海轮北上天津，经北平去了解放区。
安娜带着子女到了台湾后，过得并不如意。小儿子志鸿因语言不通，从一所中学辍学后，便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到香港找自己的父亲。郭沫若此时已离港北上，地下党负责人夏衍接待了他，先安排他到于立群家暂住。大约一个月后，夏衍把他找去，请他写信给母亲和大哥、三哥。让他们一并来香港。随后，郭志鸿便被安排乘海轮去了天津，再转赴解放了的北平。
安娜接信后，带着两个儿子赶往香港，由地下党安排住了一段时间，5月初走海路抵至山东烟台，几天后到了北京，安排住进了翠微路招待所。
这样，安娜和她与郭沫若所生的五个孩子，除却老二郭博留在了日本外，全都聚集在了父亲身边。至此，中共组织抢运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务，胜利完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远在华南的香港，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
《华商报》不断刊登套红标题，报道解放军的进展，色彩越来越红。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于是，《华商报》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
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连船票都买不上。陈吴找到《华商报》，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吴获舟明里是《华商报》的编辑，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泽生轮”去天津。由于台风影响，“泽生轮”推迟出港，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特务炸沉了“泽生轮”。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陈吴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了“泽生轮”遇难的情况后，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从《大公报》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就投书报社。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大公报》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技术人才徐立康到达解放区，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
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沦为苦力。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还为他买好船票。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和中共没有关系，也“白撞”上来，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
李四光返回祖国，国民党特务从瑞士、伦敦跟踪到香港，试图劫持。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再通过深圳转运。
华罗庚飞抵香港，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
据不完全统计：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林一元五人，由章汉夫、李嘉人陪同北上。这是公认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
1948年12月，还有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庚农、林植夫、卢于道八人北上。
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949年1月28日，李济深等人北上。
1949年2月初，还有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等北上。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陆艇北上，路过青岛海面，恰遇国民党空军炸沉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香港大抢运（9）
2月份还有吴羹梅、杨美真等北上。
2月27日，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父女、张炯伯力哑子夫妇、叶圣陶夫妇、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及其二子、郑振铎父女。宋云彬、傅彬然、曹禹、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等二十七人北上。
3月，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孙子廖晖，由叶文津陪同，乘希腊轮船“大西洋”号北上。
3月14日，黄炎培夫妇、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澄寰等由刘恕陪同，从香港秘密登船，21日到达天津，25日赶往北平，恰恰赶上参加西苑机场阅兵，迎接中共中央移驻北平。
此后，北上的人流依然汹涌。
3月20日，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抡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刘王立明、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贤、张文元、陈迩冬、傅天仇、林顿儒、薛迪畅以及达德书院部分师生和华侨，由冯乃超、狄超白、周而复、阳翰笙、黄药眠、胡一声等陪同，共二百多人大批北上。
3月还有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等北上。
4月3日有巨赞法师、吕集义北上。
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从英国回到香港，准备转道欧洲。周恩来布置潘汉年邀请钱昌照参加新政协。夏衍与钱昌照秘密会面，坦诚交谈，钱昌照决心北上，乘“太古”轮北上赴天津。
5月，陈嘉庚与庄明理、张殊明乘“迦太基”号由新加坡到达香港，又转乘“振盛”轮北上，6月3日到达天津。
8月，83岁的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乘飞机从美国到达香港。香港工委精心安排，派他的亲戚司徒丙鹤陪同，护送老人同黄琪翔一家乘船北上，9月3日到达天津。同月还有叶笃义、刘思慕、胡子昂、曾昭森等人分别乘船北上。
1949年7月23日，郭沫若等三十多人，由连贯、胡绳陪同北上。一般称为第四批。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共组织护送民主人士二十多批三百五十多人北上，加上党内干部就有一千多人，人人安全抵达。
9月中旬，各地政协代表陆续到达北平，一时间北平名人汇聚。徒留下蒋介石和毛人凤恨恨地握住那张暗杀名单望“人”兴叹。
上海的黄昏（1）
1949年4月15日，溪口。蒋介石一大早便焦急等待着南京方面专使、桂系集团3号人物、国共和谈代表黄绍竑。此时，国共和谈摊牌在即，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修正案，并指出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期限，逾期不签字，将视作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
南京代表接到中共的最后修正案，不敢作主，马上派黄绍竑飞回南京复命，李宗仁一看条款，也不敢作主，派黄绍竑再送溪口，请蒋介石过目定夺。
蒋介石仔细看后，顿时气急败坏。他一把将和谈条款扔在一旁，起身愤怒地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文白是指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被称作“和平将军”的张治中。这时，他正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羁留北平，等待蒋介石、李宗仁的回复。
然而，蒋介石不愿接受和谈条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马上把中共所提之协定视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
南京政府拒绝签订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只等迎战解放军渡江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解放军兵分二路，只用了20分钟，就渡过长江，蒋介石苦心谋划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滞留北平的张治中等一下子陷入了去意彷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窘境。他们心绪复杂地收拾着行装，南京政府已电告北平，迎接他们的专机不日将由上海专程飞往北平，转接他们回到南方。何去何从，张治中他们心中却没有多少底，南京已被解放，李宗仁都弃了总统宝座，径直飞返桂林。蒋介石则跃跃欲试，准备将大赌注押在上海的城防上，作殊死一搏。和谈代表团这些人已被蒋介石视为“丧权辱国”之辈，早已公开恨得咬牙切齿。
张治中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追随蒋介石做过黄埔教官，一直被视为股肱之臣，先后主政湖南、西北等地的封疆军政。张治中较之其他国民党将领，既懂军事，又懂政治，一直在国共间奔走搭桥，有和平将军的雅号，是国共双方都有人缘的重量级人物。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今番再回南方，国民党蒋介石能接纳他吗？南京陷落，上海将不保，回到南方，只能是当蒋氏殉葬品，去留台湾孤岛。正待张治中倍感苦闷失落之际，周恩来总理来到了他们的驻地，他关切地问道：“文白先生，你们有何打算？”
张治中苦笑一声，答曰：“和平使者没有争取来和平，如之奈何？我们还得回南方复命啊！”
周恩来抱臂摇头，真诚劝挽，“十多年前，我们已经对不住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朋友了。以蒋介石的一贯为人，你们回去了，不会善待你们的。我代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邀请你们留在北平，一道参与建设新中国。”
张治中等对于共产党的争取与挽留，大为感动。他们一行经过仔细协商，冷静思忖后，决定留在北平，不再回到南方。
自己留在了北平，张治中等心里有了些许的轻松。不过，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尤其张治中，为做和谈表率，他将家眷留在南京，消息不明。
蒋介石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