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融洽地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
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特别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此言一出，汤玛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字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度曾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了十来里的乡村小路，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接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天气清凉的冬夜里，我们租着有蓬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
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构建乌托邦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些较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决斗呢。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相偕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偷快的日子里，4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的表现更是杰出，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
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最遗憾的是，母亲因为生病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地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
夸大报导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同时还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与莎莉文老师居住的，哪里是如此豪华的房子？事实上那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的四周附带了7英亩荒废已久的田地。老师把挤奶场与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了，变成一个大房间，权充书房。在书房里，约有盲文书籍一百册左右。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
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在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着和风舍不得进房，足足呆了一个多钟头。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枝叶绕着栏杆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花开时，扑鼻的香味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飞来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我正在猜测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
“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量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传给我这些信息：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凝神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能分辩出它的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哦！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说：“现在，两只鸟已经卿卿我我地在苹果花间互诉衷曲了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年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校来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游，童星莱特也多半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可是史波林先生总是弄不清我的意思，我因此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多么努力练习，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最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老师与我第一次踏进这栋屋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无不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与我们同在。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