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不过如此
作者：崔永元
内容简介：
这本书的结构非常独特，往事之中并没有顺序，一切按照几十年后的感觉对生活进行了重新组合和排列。譬如讲，对吃的感觉，对睡觉的感觉，对上路的感觉，对声音的感觉等。通过几十年的沉淀和过滤，他抓住了那些留在他心中的语言的碎片和回声——现在让它们重新显现。如果这结构用到文学作品上，可能就叫先锋了。
虽然写的也是亲人、朋友和同事，昨天、今天和明天，兴奋、忧伤和烦恼，但他对这一切的爱与恨，又在理智上，化作了一个中年男性的不过如此。书中充满了自嘲而不是自恋。但正因为不过如此，它才更加不如此呢。这就叫举重若轻。
还有他的姿势，他在书中掰开了工作身份和生活中的一个人之间的区别。往事之中，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充满怀念和向往。似乎更愿意到东北、陕北和新疆去，哪怕那里啼笑皆非呢，也比呆在熙熙攘攘的宾馆大堂更让人舒服。如果这不是崔永元有意为之的话，那就可以看成是他的本性。
和屏幕上的崔永元相比，书中的崔永元依旧像“邻居大妈的儿子”，依旧平和中带点坏笑，依旧幽默机敏，依旧妙语连珠。不同的是，电视上的崔永元多是让别人实话实说，这次是对自己实话实说。他说，38年长成一个萝卜，一片一片切给人看。书中记述了第一次做节目时的尴尬；谈话节目中的人文关怀；浓得化不开的英雄情结；对小人书的如醉如痴。当然38年长成的萝卜也有疮疤，比如：因为撒谎，受到母亲严厉惩罚；学生时代顽皮的恶作剧；在报社时的郁郁不得志等。全书没有大喜大悲的起伏，没有跌宕曲折的情节，但那种不疾不缓中的自嘲，字里行间流露的人情味，都令人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感动不已。
作家阿城说：“实话实说不容易，跳脱文艺腔不容易，也因此小崔在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东西，是我们不容易在同类书里看到的。”
作家刘震云说：“是文化的力量，使这本书显得与众不同。”
作者简介：
崔永元：1963年生于天津，父亲为军人，四岁时举家进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先客串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大受欢迎，1998年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
正文
万里长征第一步，从长城饭店开始……（1）
大学前两年熬过来了，第三年终于盼来了专业课。
新闻采访、编辑、录音报道、评论写作，这些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对采访课，老师是甩手疗法，一人发一张介绍信，自己联系采访对象。
再看同学们，外地的找老乡，本地的找爹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像往常一样，我和宋健依然确定了联手的原则，他去联系采访单位，我在宿舍琢磨采访提纲。
傍晚，宋健回到宿舍，轻描淡写地说，联系好了，明天采访长城饭店。同学们眼睛瞪得灯泡似的。长城饭店？那可是五星级啊！巴顿将军才四星。八三年去那儿采访，相当于今天说，今晚上我把长城饭店包了。看看宋健一脸的土，就知道他今天拐弯抹角没少跑路。灯还没关，就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即起，洗撤换衣，还特意拿了新本以备采访专用。换了3趟公共汽车，来到长城饭店门前。我放慢脚步，让宋健超过。门卫拦住问明情况，打了个电话，公关部经理“西服革履大皮鞋”迎了出来。
一进大厅，就一个字：晕。
公关部经理头上油光锃亮，人极热情，领着我们上上下下地转。不时地提醒，小心，地刚打完蜡，小心，钢筋扎着，建设中的高级饭店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会儿天上，一会儿人间。我有些晕场，顾不上提问题，只能抓紧记住公关部经理冒出的一串串数字和新鲜的词汇：1007间客房，12个宴会厅，9个餐厅，还有室内游泳池、屋顶网球场、健身房、弹子房、芬兰浴室、蒸气浴室、美容室……
忽然，公共部经理问，你们写了稿子在哪儿发？
这一问宋健蒙了，我的准备就派上了用场。
是这样，我说，职业记者只能给本单位发稿，而我们新闻系学生写的稿是想在哪儿发在哪儿发。
公关部经理被我说得激动，那我能不能提个冒昧的要求，发在《北京日报》上。
这要求相当冒昧。
比我们联系采访长城饭店还难。
我记得全班同学折腾了4年，只有河南来的辛如计在《北京日报》上发过一篇：《透视大学门前送新生的小轿车》。
其他同学长期和退稿信结缘。
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作品创作完毕，《十月》、《当代》没希望，投给《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学新人，应该是有点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来是我没想到的，于是转而投给了《丑小鸭》，我觉得这是底线了。
《丑小鸭》退稿时，写着“暂不采用，望继续赐稿”。我悲愤交加，创作旋即进入低谷。
再说晚上回来，和宋健拉开架式，把采访笔记和对方送的材料铺了一桌，高声商议思路，同宿舍同学看不惯，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有以下素材：第一，门不用你开，有专人负责。
第二，总台用电脑管理，这套系统世界不多见。宋健还从侧面了解到，五星级饭店全世界不超过10家。
第三，床上用品是进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该是进口的。果然，后来美国总统来时，就住在那儿。
第四，水龙头不用拧，一按就行，不可思议。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
夕阳之下摄“晨曲”（2）
雨，连绵不断，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
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当知识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时候，机体的潜能被调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心胸开阔，做人做事便有了格调。我们有时靠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喝茶、吸烟，尽管还是几件俗事，你却能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几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你不必太为知识分子担心，他们的形式感往往是精神情境的固定，态势很长久。小时候我读黄继光堵枪眼泪流满面，可母亲半点不动心，她知道我一出门照样还会去堵别人家烟囱。精神的不确定导致行为的巨大反差。所以，大凡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负荷过重才不会招摇过市。林语堂先生要求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其实这四件事做好一样都不枉知识分子一回。
沉重的儿童游戏（3）
最难的是分寸尺度，前三条如果说经培训能表演个大概的话，最后一条则绝对是浑然天成。知识分子的骄傲与自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能骄傲时绝不谦虚，该自卑时一声叹息，绝无造作之感。
这好比猫上树，老虎就不会。
初见郑也夫、周孝正、邝阳等，并未看透。高腔大嗓，说的也是市井语言，通俗易懂。也曾和我拼象棋，胜少负多。偶尔听他们讨论学术，插不进嘴也没觉自己才疏学浅，没那个学位，不操那份心。
第六期《实话实说》，我和小乔命题为“儿童游戏”。
计有铁环、弹球、烟标、弹弓、攻城、沙包、跳房子、羊拐、毽子、纸飞机、砸驴……
我说，这节目好看，演一遍就行。
小乔说，也有意义啊，游戏多强身健体，现在不兴全民健身吗。
题目说给也夫，他也喜欢，遂定下他做本期策划，也夫塞给我一本书，他写的，让我好好看看，看完再谈。
也夫这样说“儿童游戏”———他说，游戏的功能是增强体魄，开发智力，促进交往，带来欢乐。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最简单的游戏也有规则，所以，儿童在游戏中最先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儿童在游戏中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念，知道了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并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