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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同志自己就是不居功不骄傲的好榜样。他在养病期间得到了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他不把这看成是自己有功应得的享受；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我的病如果不是党组织和战友们的照顾，哪还有我今天呢！”他对自己要求很严，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也推辞不用。早在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同志就交代要给徐海东同志修建一所房子，但海东同志对承但这一任务的负责同志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一九六○年，周恩来同志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见到海东同志时，问道：“你为什么不让修建房子？”海东同志答道：“现在有房子住，很好了！”还是被他推辞了。一年夏天，他去中南海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了回去。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角钱在茶杯底下。海东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平等待人。有一次，一位通信员来送信，海东同志正在睡觉，海东同志的爱人周东屏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海东同志醒来，见信不见通信员，很不高兴，批评周东屏同志没有群众观点，嘱咐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海东同志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他们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殊。他常常教育子女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们就更不应该享受了。
海东同志对于自己长期养病，不能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心里很不安。他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当组织上号召老同志写革命回忆录，总结斗争经验时，他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用自己口述、别人记录的方法，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回忆文章。一九五八年，他到湖北参观工农业生产，到当年革命根据地访问，召集者红军、军烈属开座谈会和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后来，心脏病发作，才停止访问。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达九天。
海东同志虽然是在久病之中，但仍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嗅觉，路线是非分明。当他听说有人宣扬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时，就气愤地说：“放屁！他家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在林彪伙同江青、陈怕达等人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对老帅这样咬牙切齿！六届六中全会对他们审查是对的，我现在怀疑他们就是有问题。”
与此相反，海东同志对我党杰出的领导人倍加尊敬，对广大干部极力保护。他经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穷窑工。”“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不让选他们，海东同志当场加以驳斥，坚决投了他们的票。海东同志对彭德怀同志很尊重，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他曾说：“彭老总很能指挥作战，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派刚直，使用干部公道，功劳很大，值得我们学习。如有人反对他，我们就要抵制！”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海东同志，要他证明某人是“反革命”，某人是“假党员”等等，都遭他拒绝，他总是按真实情况写证明信，还对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子女给予许多帮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思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获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座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给他打招呼。徐海东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坚信我们党和人民一定会战胜邪恶，林彪、江青一伙决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徐海东同志继续加以打击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徐海东同志终于在郑州含冤离开了我们。
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我们要永远学习。
红色窑工徐海东 埃德加。斯诺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上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了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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