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突然响起了铜钟一样的声音：“同志们，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蒋介石被活捉了。”
“什么？”全团一下都怔住了，静得鸦雀无声，甚至每个人的心跳都听得见，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会是真的吗？全团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把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眼睛上，直愣愣地看着团长长满了胡子的嘴巴。
团长看着我们，笑了笑说：“同志们，这是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在西安了。”接着团长扼要地叙述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说：“现在党中央派周副主席正在西安和张学良、蒋介石谈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因为何应钦正调动大军向西安进攻，企图迫使张学良杀掉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内乱。”
再没有比这消息更能够激动人心了；团结抗日，这是红军坚定不移的主张。
部队日夜不停的向西安前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村、城市都活跃起来了，到处是红旗，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口号：“欢迎红军到来！”“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徐海东军团长坐着汽车，但有时还没有我们徒步走得快，因为他一到那里就被欢迎的人群包围起来，问这问那，请他讲话。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止不住要流几行热泪，全国人民对我们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啊！
快到西安的时候，部队都兴奋极了，同志们都悄悄议沦起来：“这回可要看看蒋介石这个坏蛋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还不是秃头！”
“怎不枪毙了他！”
“嘘，没听团长说，我们正在和他谈判吗！”
“哼！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是多少年的仇恨积累起来的一条经验啊！蒋介石真的能同意合作吗？
晓行夜宿，这天我们来到了咸阳。这儿的县长，都是张学良的人。我们还没进城，县长带着他的太太就出来迎接。后来听说，咸阳的县长给我们军团长通电话时，在电话上说：“报告红军总指挥，我这里立正向你敬礼！”军团长笑道：“请稍息吧！”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我们呢？原来卫立煌带着十三个师到潼关了，东北军、西北军正日夜惶恐不安，若不是红军赶到，打了起来，他们哪能抵挡得住呢！
我们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副主席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周副主席见到我们军团的首长后，指示说：谈判已初步一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我们红军要迅速开到商州（即陕西商县）一带，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给东北军、西北军撑腰。同时，杨虎城的警备旅，也临时拨给红军指挥了。他们还主动地送给我军一百箱子弹。西北军的一个旅长还说：只要红军能支持他们，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东北军一个营长，看到我们红军的指挥员，又惊又喜地说：“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从咸阳出发，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蓝田。只见街上停着一辆辆装满衣物的大卡车。原来是周副主席从西安派人送来的大衣，说是天冷，供部队放哨用的。在这里，我们有的部队换了装，补充了些弹药，然后又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向商州进发。第二天抢占了商州北面的一座大山，好险哪，只比敌人早到一个小时。听说何应钦也亲自出马了，他在山下呆了一天，得知红军在此，便命令部队连夜撤退了四十多里。
我军在商州一带住了十三天，每天都是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应战。首长们不断传下命令：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
不久，消息传来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内战。根据谈判划定的地区，周副主席从西安发来电报，命令红军立既撤退，并限定在三天三夜以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谓水。当然，那些天，我们只是兴奋狂欢，至于为什么要忽而急进，忽而后撤，是不很理解的。今天回忆起来，才深深认识到：红军逼近西安这一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
豹子岩会师之后 魏文建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地区豹子岩会师了。这两支被敌人分割达半年之久的红军主力的重新集中，开始了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一个新转折。
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敌斗争，省委决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共三千余人。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新编的红二十五军，驰骋于鄂豫皖地区，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并且进一步转向敌人的占领地，大胆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
这里，仅我个人的经历，回忆红二十五军活动的几个片断。
罗田赶紧五月初，奉省委之命，红二十五军从鄂东转向皖西地区，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的后方罗田县城。
罗田县城位于大别山主峰的南侧，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上筑有碉堡和集团防御工事，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的兵力。由于敌人经常外出“剿共”，当时敌人仅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钢炮营以及当地的民团留守，约三千人左右。
我军了解敌情后，从麻（城）北直向东南而下，经过一百多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逼近了罗田县城的外围工事。七十五师二二四团首先打响了，接着四面的部队都开始攻击各自的目标，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冲锋号和呐喊声响成了一片。我军指战员勇猛地冲上敌人的阵地，还没到中午，一连攻下了六个山头，占领了十几个碉堡。这样，整个罗田尽收红军眼底。接着就开始了攻城。
攻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冲锋号一吹响，在强大的火方掩护下，我军跃过护城河，冲到城墙下，架起梯子开始爬城。一营事先准备的两张梯子高度不够，战士们爬上木梯，又在梯上架起人梯。可是才上去几个人，城内就响起了剧烈的机枪声。原来敌人的一挺机枪，架在一间屋子里，正对准城门扫射，上了城墙的战士，无法接近城门。后来，我军用机枪压住了敌人的火力，几个战士扑过去，才打开了城门，部队象潮水一般地向城里涌去。
我是跟随团政委在一营后边进城的。在一个客店里，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匹骡子，那是敌人用以拉炮的，一条条又肥又壮。在几间大屋子里，堆满了军用物资，特别是有一间暗室，里面放着几十箱银元。
一会，徐海东军长来了，命令手枪团将东西迅速搬运城外，又吩咐团政委要加强警戒。忽然，从大街中心传来稠密的枪声。一打听，是我们入城的先头部队，一路未经搜索，径直冲入了大街中心，这时受到了敌人的阻击。枪声越响越烈，敌人也越聚越多，打得我们的战士不能立足。情况非常紧张。团政委赶紧命一营边打边往城外搬运东西，凡搬不走的统统抛弃，然后到山江集结。
听说要撤出县城，我们特别舍不得那些肥壮的骡子，可是怎么才能把它们弄出城去呢？通讯排的同志一商量，决定由两人牵着两头骡子走在前面，其余的人在后边驱赶骡群，又打棍子又放枪，这样骡群是会跟着跑的。出了城，抓到多少算多少，反正不给敌人留下一头骡子。
这个办法果然很灵验。我们几个通讯员挥着棍子，鸣着空枪，从后边赶着骡群，骡群一路嘶叫着向城外跑去。出了城门，看见团政委在笑：“这些小家伙，点子真多！”
奔袭罗田，歼灭守敌一部，缴获银元六七千元，另有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转移途中，我们通讯排赶着几十匹骡子，浩浩荡荡地前进。
郝集擒敌敌人妄图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制订了所谓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调遣了七十多个团的兵力，划区“驻剿”。
八月间，我军在鄂东地区活动，不断遭到敌人的合围和追击。考虑不利于在这一带继续活动，决定再次转向皖西。这天，部队经西界岭，越过毛坦厂，到达六安苏家埠西南的郝集。
郝集一带，是我的家乡，过去是苏区。敌人四次“围剿”后，把它糟踏得不象样子。我们见到那荒芜、凄凉的景象，心中都不是滋味，恨不能将敌人杀个落花流水，以解心头之恨。
这天下午五时光景，敌刘镇华的十一路军警备旅出动，寻找红军和零散的游击队作战，在郝集附近，跟我二二五团前哨部队遭遇了。据侦察，敌人共有两个团兵力，武器装备齐全，正向郝集方向运动。于是，军首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立刻命令二二三团占领有利地形，二二五团向后撤退，牵着敌人的鼻子，进入我军伏击圈。凶残而愚蠢的敌人，妄图消灭红军部队，大队人马猛扑过来，一下陷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在一片震耳的枪声中，二二三团、手枪团一阵冲杀，敌人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是由遭遇转为诱伏的。红军战士在武器装备远比敌人低劣的情况下，以一当十，勇敢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击败了敌人。俘敌四百余人，击毙击伤敌人百余人，缴获枪三百多校以及大批军需品。被打散的敌人，象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向北逃跑了。
当时我在军部交通队当通讯员，战斗打响后，正从二二三团送信回来，路上抓到了一个俘虏，还得到一张指挥地图。回到军部，我先把俘虏押往交通队，然后把地图交给军政委。
军政委高兴地说：“这比缴获敌人一门大炮都好，我们正缺这个东西哩。”接着又问，“你抓的那个俘虏呢？是不是个当官的？”
“押在交通队，是个白面书生，不象当兵的。”我答道。
“快去把他押来！”
我把俘虏押来了。一进门，那个家伙浑身打颤颤，是个胆小鬼。
在军政委盘问下，他先是说在连里当文书，后来才供出是旅部参谋，副旅长的随从。
“那你们副旅长呢？”军政委问。
“在突围的半路上，就被你们红军打死了。我一个跑到路边树丛里躲藏，不想你们那位小同志见了，就……”这个副旅长的随从，说着低下了头。看着他那脓包的样子，我心里直发笑。
“把你知道的情况谈一谈吧。”政委一边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一边示意我到伙房弄点吃的，款待这个“高级”俘虏。
后来我们知道，军政委从这个俘虏身上获得了敌人方面的许多情况，知道敌人要进一步加强封锁，实行有计划搜山，向苏区军民发动新的攻势。
黄昏时分，部队下山做饭，晚上就地宿营。军政委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家不就在苏家埠吗？想不想去家看看？”
我很想回家看一看。敌人四次“围剿”后，家乡已被占领，地主、民团象虎狼般地欺压人民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我家中有父亲和一个弟弟，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心中常常惦记，可是现在怕不是时候。
军政委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总有一天，咱们胜利了，就能在人民的土地上，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咱们就得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