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委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总有一天，咱们胜利了，就能在人民的土地上，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咱们就得好好干！”
“是啊，我一定要好好干，非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全国不可！非要革命到底不可！”我在心里宣誓。这一夜，怀念、感慨、兴奋一齐在我的心中翻腾着，久久不能入睡。
奔袭太湖那是在郝集战斗不久的一天，部队刚刚在一个地方住下，我从外面回来，经过首长的屋子，就听到吴焕先政委的声音：“英山是不能打了，咱们另想办法。”
“我们到太湖去！”这是徐海东军长的声音。接着屋里一片沉默，然后是一阵细语，首长们象是研究着什么事情。不一会，听到徐军长喊传令兵，我赶紧走进屋子。首长说：“通知各团，立刻做饭，吃罢饭就行动。”
当天晚上，部队行军九十里，隐蔽地进到太湖面北的回龙湾。第二天部队又来了一个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拂晓前赶到了太湖县的郊区。后来，我们才知道，部队进至英山城下，发现城内驻有重兵，设防严密，强攻城池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这才有放弃攻打英山、奔袭太湖之举。太湖是敌人后方，防守比较薄弱，而且那一带物资比较丰富，可以解决部队的供需。
在离太湖七、八里的山边上，我们看到河东有三盏大气灯，通光明亮，远远望去，人影摇动，这是敌人在赶修防御工事。我们加快脚步，悄悄前进，队伍中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就是从后边传来的口令：“跟上队伍，不要掉队！”一会儿就把汽灯甩在后边了。部队翻过了一座山，看见山岗下边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有大大小小的亮光在闪烁着。我们知道，攻击的目标已经摆在眼前了。
“传令兵！”一听吴焕先政委的叫喊，我们交通队的几个战士立刻齐声答应。军政委说：“快告诉徐军长，占领东门以后，烧一堆火作讯号。”
这时候，二二三团快步前进，从县城的西南方分两路奔向西关和南关。一会儿攻城的号音响了。战士们象离弦的箭，向城墙冲上去，搭人梯，套绳索，有的还立起大圆木作爬杆。守城的敌人，约有一干多人，见红军爬上城墙，慌忙向城里逃窜。
东城门上的火堆燃烧起来了！一阵呐喊，战士们向街中心冲去。这次大家有了经验，一面冲一面搜索，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十字街头。太湖城内，一片欢腾。
红军的远程奔袭，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敌人还闹不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就作了俘虏。伪县长和秘书长被红军从柴禾堆里掏出来，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我们几个通讯员，随军政委从南门进城。一进城，军政委就要找县政府，走不多远听到一座小楼里有电话铃声，用手电筒一照，是县电话局，里边还亮着灯。考虑到里面有敌人顽抗，我们先用枪打灭灯光，然后搭人梯翻过高墙入屋，打开大门。军政委走上楼拿起电话筒，和周围的县城通起话来了。
“喂！我要罗田！罗田吗？我是太湖，我是太湖！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你们快来援助。”政委故意发出惊慌的语调。对方的回答是，他们那里也很紧张，已经自顾不暇了。政委又向黄梅、宿松、潜山等县打了电话，回答都是大同小异，不是说长官不在，就是推托无人。政委打了好一阵电话后，露出笑容，风趣地说：“他们都不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天再说吧！”
战斗结束后，部队打开敌人的全部仓库，缴获了大批棉布，使每个指战员得到一套夹衣料子。经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我们都穿上了新装，黑的、蓝的，卡叽的、斜纹的，形形色色，一派簇新，显得格外精神。我们还在太湖城内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对周围的几个县影响很大，一些群众都自动开展抗捐、抗税和分粮的斗争。到十月间，我军在英山、太湖交界地方，建立了一块纵横三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 徐文伯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不锈钢壳的怀表。这块表，看上去平平常常，谁知道它却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情厚谊，并铭记着我父亲徐海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还得从瞿秋白同志谈起。
那是一九二○年冬天，瞿秋白同志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坐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很大的困难。为了响应苏联政府收集金物的号召，瞿秋白同志主动把自己的一块金亮怀表交给苏联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就回赠他这块钢质怀表，作为纪念。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将这块怀表转赠给共同反对过立三左倾错误的老战友沈泽民同志。
一九三一年，沈泽民同志带着这块表到鄂豫皖边区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我父亲任军长。沈泽民同志留下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我父亲和沈泽民同志同心协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三年，沈泽民同志将此表又转赠给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就带着这块表，指挥红二十五军，同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沈泽民同志在鄂东不幸病逝。从此这块表便又成为我父亲纪念沈泽民同志的珍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同吴焕先等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我父亲又带着这块表，和刘志丹同志共同指挥劳山战役，全歼了东北军一一○师；接着又指挥红十五军团打下了榆林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率领红十五军团参加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就将这块珍贵的怀表奉赠给由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合编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此后，彭伯伯又带着它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一九四六年，杨之华妈妈（瞿秋白同志的夫人）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彭伯伯为了安慰杨妈妈，就将这块饱经风雨烽烟、辗转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送还给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妈妈为了纪念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同志们，为了让后代学习党的好传统、好作风，遂将这块怀表捐献了出来。
跟海东同志在一起 詹广华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按照师部布置，我们营开到双河二区，保卫秋收。一边帮助农民秋收，一边整训部队，准备打仗。七八天后，北边有不少农民“跑反”过来，说戴民权的队伍又来了。我们原来也曾有所估计，上次，戴民权刚一露头，就被我们打了回去，肯定是不死心的。这一次进犯，可能是更加疯狂，我们便作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在构杞岭的九曲湾一带，和敌人交了火后，我们就撤到冯家祠堂，待机歼敌。
这时，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派人前来跟我们联系。朱营长让我去迎接徐海东同志。在这以前我听过他几次讲话，知道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人称“徐老虎”。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喊他“海东哥”。就在孙家大湾，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
一见面，徐海东同志就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你不是姓詹吗？”
“是呀，我叫詹广华。”
“你怎么在这里呢？”
“从部队下来了，现在游击师战斗营。”
徐师长叫我坐下，并倒了一杯热茶，递到我手上。他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向徐海东同志汇报了敌情，并说明来犯之敌是戴民权。
徐海东同志笑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是戴民权？”
我说：“戴民权靠手枪队装璜门面，他只要一打仗，就先打盒子枪。”
徐海东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你们对敌人的特点摸得很准哩！”
我接着又汇报了以前我们打过戴民权一次，昨天又和他交了一火的情况。
徐海东说：“你们长时间游击在这里，地理环境熟悉，群众关系很好，这是克敌制胜的好条件呀！”
我笑着说：“我们战斗经验少，请首长多多指教！”
他接着说：“别客气，互相配合，战胜敌人！”徐海东同志叫我们配合二二○团一营作战，并让张营长和我们见了面。接受战斗任务后，我们便同时出发了。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到敌人后方，截击敌人的退路。
徐海东同志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双河庙东北方的孙家祠，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一进入徐海东同志布下的罗网时，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戴民权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正东张西望，我们的一位战士枪法真好，“叭”的一枪，打掉了戴民权的一只耳朵。戴狗子吓得“嗷嗷”直叫，两个马夫慌忙架着他，狼狈地逃跑了。
戴民权一逃跑，兵败如山倒。这时，我们担负截击的两个营，立刻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冲锋号吹得越发响亮，战士们的斗志更旺，个个勇猛地射杀逃敌。敌人垂死挣扎，格外疯狂。激战中，朱营长负伤了，被救下来；我带领部队冲上去，也负伤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胜利地结束。俘虏敌人六百多名，缴获步枪一百八十多枝，盒子枪二十多架，轻机枪两挺，手提式两架。这些战利品，徐海东同志都亲自交给我们战斗营，作为对地方部队的支持。
我第二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时，向他汇报了另一个情况。在全军庙附近，有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山下是通往河南的一条要道。敌人发现我们有往北进展的动向，就在这里据守山头，卡住道口，在小山包的三面架设了机枪，布置成一个三角形的火力网，妄图阻止我们的行动。徐海东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果断的决定拔掉敌人这个据点，并作了战斗布置：下午五时开始进攻，天黑之前拿掉它！他自己带领二二三团的一个营钳制敌人的左翼。由我带领一个营，攻击敌人的右翼。我们彼此呼应，互相掩护，共同歼灭敌人。
一切部署停当，只等下午五时的到来。我的眼睛紧盯着手中的老怀表，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每个战士也都充满了紧张和兴奋。突然，徐海东那边的冲锋号响了，我们这边也同时发起了冲锋。敌人发现了我们，便用机枪疯狂地扫射，阻止我们靠近小山包。这时，徐海东同志亲自上阵，带领一个连，用二十多枝步枪，摆成一个“出”字形，上下两排同时射击，集中火力，打哑了敌人的四挺机枪。当敌人的机枪一停，我带领的这一营，一声呐喊冲了上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接应我们。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以两个营的兵力，打垮了多于我们几倍的敌人，拔掉了据点，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