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他径直走到母亲的房间。破衣遮体的母亲，满额上刻着皱纹。乡亲们都说，自从生了小儿子海东，母亲的眼晴就瞎了。徐海东噗地跪在床前，欲言又止，热泪盈眶。
“海东，你怎么啦？快起来，有话站起来说！”母亲关心地问道。
“没……没事！我去赶庙会了！”徐海东回答说。虽然音调很低，但是，可清晰地听出，其中含有几分沙哑、内疚。
徐海东告别了母亲，会同吝积堂，无声无息地、徒步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
三天后。武汉。
一条莽莽苍苍的大江，浊浪滔滔，奔流向东，像把利剑拦腰斩去，武昌汉口被割为两块。江北是汉口，江南是武昌，龟山蛇山对江而踞，隔江相望。汉水似乎毫不示弱，在江北又划了一剑，汉口与汉阳也被割为两块。三镇两江，鼎立三足，烟雨浩渺，好不气魄！
龟山上没有龟，蛇山上也不见蛇。在这军阀混战年代，黄鹤也一去不复返了。富人吃酒，观景吟诗，摇头摆首。穷人喝风，沿街乞讨，步履蹒跚。时有倒背枪歪戴帽嘴角叼烟的大兵，吆五喝六横冲直撞。
蛇山脚下古楼街的一家小客栈里，陈设简陋，光线昏暗，空气憋闷。徐海东和吝积堂蹲在两张床铺是间的地铺上。徐海东攒的路费所剩无几，只好租赁便宜的地铺了。
“武昌这地方，也不过如此，乱七八糟的，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我要革命，共产党就在这里吗？”徐海东有些怅会地问。
吝积堂几天来领着徐海东逛街，不断地给徐海东做工作。武汉对徐海东来说。已不像以前那样仰慕了。
吝积堂爽朗地说：不急嘛！东湖好，去东湖玩吧！“
“湖有什么看头。我在沙湖上放鸭子，天天望着湖，早看够了！”
“这是东湖，不是西湖，不一样！”
“管亿东湖还是西湖，不就是一大潭子水吗！？”徐海东执拗地说，“说什么我也不去了。明天带我去找共不党！我要革命！！”
“共产党来了！”随着声音，进来一位女子。
来人叫李树珍，小学教师。是吝积堂今天事先约好的。吝积堂互相引见之后，三人攀谈起来。“世界上有个国家，那里有共产党推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沙皇政府，消灭了剥削阶段，打倒了地主老财，成立了穷人当家做主的苏维埃共和国……”李树珍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后，告诉徐海东说：“中国共主党就是要学他们，领导我们穷人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建立我们穷人的新国家！”“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地主老财献身吗？你愿意革命到底吗？”吝积堂接过李树珍的话问徐海东。
我愿意，我愿意极了！我出来就是为了革命，找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在哪里呢？！“徐海东急切地问道，”刚才，你说共产党来了，怎么还没来？！“
徐海东的热泪顺着眼角淌了下来。他突然感到大自己高大了，有力量了，没有孤独感了，而且看到了光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就像儿子找到了盼望已久的母亲，一切迷茫与彷徨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就是为革命奉献的满腔热血。
晚上，徐海东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入眠，思绪万千。
1900年6月17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老窑。他家十几口人，只有半亩地，靠烧窑、卖盆、卖罐为生。只有几间破茅屋，也是夏不遮雨，冬不挡风，一家人过着“窑花子”、“泥巴人”的苦日子。徐海东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有“小六子”的小名，不知啥时又多了个“臭豆腐”的诨名。徐海东小时候，常是赤脚光头，还有鼓鼓的黑脸儿，深深的酒窝，从那双水灵灵的眼睛里透出几分灵气，是个有名的“聪明、可怜的野伢子！” 徐海东和他的几个哥哥第七代窑工。他除了读三年半私塾外，十多年的窑工生活，使他太了解“窑花子”们的苦衷了。窑场生意兴隆，“泥巴人”尚能混个温饱，过年还能吃上几顿糍粑（湖北人用糯米春粉做的粘糕）。遇上荒年，只好靠野菜煮红薯充饥度日，就像当地主的一首民谣说的那样：早上薯三碗，中午薯三碗，晚上还是薯。甚至有时连薯也吃不上。再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地主老财的欺男霸女，窑工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现在好了，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学些本领，打倒地主老财，让穷窑工们过上幸福日子。徐海东在憧憬末来中进入了梦乡。
黄昏时分。汉阳门码头。
熙熙攘攘的人群，急匆匆在往回家的路上赶。从江边到岸顶的七十多级石阶上，有一个红脸大汉挑着两大木桶水艰难地攀登着。他就徐海东。原来，经店房老板娘介绍，徐海东成了个“挑水郎”，每天三更起五更眠，往来于江边和各用水家之间。就这样赚了几个铜板，总算有饭吃，也好攒点去广州的路费。这已是第十三天了，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连续发高烧。“海东，我送你去医院吧！”吝积堂走进屋关切地说。 徐海东摇了摇头说：你月薪才十六，除了伙食费，也没钱了，泥巴人生点小病就兴师动众，使不得。我能顶过去！“吝积堂每天都到这里看他。靠着吝积堂无微不至的照料，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徐海东硬是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把高烧退了。
“积堂，你待我比亲兄弟还亲啊！共产党员都这样吗！？”“我们是同学加同志。当然比兄弟还亲喽！我与其他的共产党员相比，还差远啦！”吝积堂激动说，他们互相帮助、舍己为人，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呀！“”这是我的卖水钱，给你，算是缴第一次党费吧！“徐海东边说边从内裤里摸出几吊钱，从手捧向吝积堂。
吝积堂看着这几吊钱，心里像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全涌上来了，他的眼睛模糊了。这是海东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卖水的钱，自己病了，都没舍得买药，留着缴党费，做到一点不易呀！“你出来不是想'发发'吗？看来，你是真想去革命道路上发一发啦！”吝积堂感慨地说，“你将来一定能成为革命者的楷穷苦人的板样！”
徐海东幽默地说：“跟共党，闹革命，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自此，徐海东的精神大振。他继续担水，省吃俭用，烟不沾，戏不看，连多年养成的喝酒嗜好，也戒了，把挣来的铜板一个个压在枕头底下，到了晚上睡觉前还要拿出来叮叮（口当（口当）数一阵，想着要拿它去缴党费，还想着用它来作去广东的盘缠。是啊！黄埔、农讲所，已成，了日夜向往的地方啦！
江岸上，徐海东正气喘吁吁地将水担子换个肩膀。不料，水桶碰到了一个穿皮袍子的中年人的腿。水溅到了这个中年人的鞋袜上。“妈的，臭卖水的，不想活啦！”中年人头戴礼帽，眼上架副水晶镜，手拄文明棍。他边骂，边举起文明棍，重重地朝徐海东头上打来。“你骂谁？到底谁不想活啦？！”徐海东气愤地说，“好狗不挡道，你连好狗都有不如！”徐海东边说边拿起扁担，跃跃欲试。他想把多日的怨气发泄一下，一场斗欧迫在眉睫。“君子动口，不动手！”李树珍边向这边跑边打招呼，“海东，走。回客栈，我有话跟你说！”
徐海东瞪了一眼中年人，气冲冲地说：“我恨死这些有钱的人，他妈的，不把穷人当人看。你要是不来，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我们迟早要收拾这些狗东西的！”
说话间，他们来到客栈，吝积堂和一个叫田道生的共青团员已等候多时了。
吝积堂见徐海东回来开口就说：“海东啊！这回你可有出头之日了。上级党组织通知我，暂时不去广州了，准备迎接革命军北伐，要我们留在武昌，就地开展工作！”“这叫什么出头之日，我还卖水呀？”没等吝积堂说完，徐海东就耐不往性子了，他反问道，“我一个卖水郎，文不通，武不懂，天天卖水，怎么开展工作呀！？”徐海东刚才生的气还没有完全消除。
“你去当兵吗？”吝积堂看着他说。
“行。当兵就当兵。我从小就喜欢玩打仗。我要是参加了革命，刚才那个混蛋小子，就不会故意欺负我了！”
“不是革命军，是到湖北军阀刘佐的二师里去当兵！”
“那我不去。这些大兵，坐人力车不给钱，'买'东西边吃边抢，还动不动张口骂人，抬手打人。百姓都叫他们'挨炮子的短命鬼'。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吗。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又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当那号子兵呢？”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也不是叫你去干坏事，是叫你去学习军事知识。”吝积堂笑着说。
“不干，不干，这个事不能干！”徐海东皱着眉头说。
吝积堂劝道：“革命，不仅需要武的。这也是上级党组织的意思！”
接着，李树珍、吝积堂等又讲了一番道理。
经过说明，徐海东这是相信了把他引向革命道路的老同学，于是他说：“既然是党组织的安排，那就去试试吧！”
田道生说：“你顶的缺儿叫柳金彪，在军队里没有自己名字，就叫柳金彪！” “不行。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就叫徐海东！”徐海东坚持说，“读私塾时。有钱人家的孩子欺辱我，不叫我学名，叫我'讨人嫌的臭豆腐'，我就把他们打个头破血流。何况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我就叫徐海东！”
吝积堂耐心地说：“为了干革命，共产党员改名换姓的人多的是，为了干革命，必须忍耐，要学习好军事知识，将来好领导我们自己的武装！”
徐海东想，做窑匠，当放鸭娃，当卖水郎，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没经过，都没改过姓、卖过名。如今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却要隐名埋姓，心里很不平衡。但又转念一想，反正这也不是趄的改名换姓，顶几天假名也无妨，于是，就勉强同意了。
几天后，徐海东被送进了兵营。
1925年8月3日拂晓。操练场上。
口令声、脚步声，阵阵作响。虽不太整齐，但也有几分气势。 “柳金彪！站往！”陈德金班长喊道。 “到！” “你衣兜里哪来的钱响？新兵还没发饷，你哪来的？肯定是偷来的吧！？” “我……”徐海东犹豫了一下。他是上诚实的人，只好据实相告：“当兵前卖水赚的钱！”“
“鬼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陈班长是个兵油子。平日吃唱嫖赌无所不干，更糟糕的是视大烟如命。看出“柳金彪”这个乡下人好骗，便来了鬼点子：“钱可不会说话哟！快拿出来，我给你存着。若是叫当官的知道了，钱，不但被没收，还要挨军棍哩！我们是朋友，是为你着想呀！”
徐海东紧紧捂着那个装有两块银元和几块铜板的衣兜，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兄弟，你不信我？那好，我给你写个存条怎么样？”陈班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到我这来取就是了！”
陈班长花言巧语、软硬兼施，终于把徐海东勒紧裤腰节省下来唯一的财产骗入了自己的腰包。
徐海东满肚子的窝囊气，还有些人背地里说风凉话，人穷志不穷呀，卖了家产又卖姓罗！军训再苦，他能挺得往。就是这些仗势压人、见风使舵的人，实在让徐海东咽不下这口气。每当气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