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17）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18）“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AB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06 党指挥枪在1932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P27）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1927年到1935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P39）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P23）党内、军内多次“肃反”，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19）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军党”。当然，他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07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1933年12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28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25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1962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P70）但事实上，徐也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气愤。1965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P33）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P62）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28军的成立削弱了红25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25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
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25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
“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P33）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
08 鄂豫皖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1930年3月成立红一军；1931年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4万多、地方武装20多万人。以此衍生出4支部队和4块根据地：1932年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6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129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5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4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25军与28军主力合组为新的25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115师344旅。
25军长征后，原28军留下的部队组成82师，后又扩编为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3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4支队。
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1935年9月组成74师；抗战后与15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115师留守处。
用“前仆后继”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25军起来了；25军走了，28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5师和1947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1955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200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09 “火并”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1935年初红25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9月初全军3400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25军有人说：“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20）尽管徐“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但他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15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彻底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25军的客强欺主。1935年初，中共在陕北的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26军和27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代表。7、8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的25军9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25军都是客，二来25军更有实力。25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既是省委保卫局长，又是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肃反”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徐后来告诉张国焘：“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21）
毛泽东有言：“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22）所谓“革命队伍”就是农民队伍。
无论给每次肃反加上什么名称，骨子里都是一种“火并”。10 高岗骂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11月26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的肃反：“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26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11月30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23）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5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