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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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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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红军第七十四师到七里坪西南灯笼山地区截取敌人给养,敌第八十九师师长汤恩泊发现红军行动后,率领第二六五旅由黄县城出发,向灯笼山地区第七十四师攻击,同时令七里坪的第二六七旅五三四团西出么儿山,断红军归路,经多次肉搏,红军才夺路返回,但粮食问题仍未解决。
  “怎么能这样截粮呢?这吃的不是大米面粉,而是战士的血啊!再打几次,七十四师兵力会丧失殆尽!”徐海东慨叹道。
  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红军死者日增,再加上战斗伤亡和“肃反”所造成的损失,部队减员近半,剩下仅有六千余人,体质也极度虚弱。
  各地敌军则乘红二十五军陷于七里坪困境之时,不断侵犯根据地中心区域,破坏麦收和插身,逼迫群众插“白旗”,强化其反动统治。
  “军长,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红军全完了,苏区也全完了!”徐海东再一次对军长吴焕先说。
  吴焕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海东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仗是不能再打了,我一定要去向省委反映,马上就去。”
  吴焕先和徐海东第三次找到省委领导。
  “现在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呀!撤吧,围攻敌人这么久了,一点胜利果实没有,没法向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群众交待;继续围攻吧,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没利,看不出希望来。正巧,你们俩位军长来了,正想找你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呢?”省委书记沈泽民让吴焕先和徐海东坐下,说,“听听两位武将的高见!”
  吴焕先缓和着口气说:“红军中的广大干部战士,普遍对围攻七里坪之仗有看法,认为这样做不实际,是自我毁灭。”他说到这,看了看正在吸烟而低着头,静静思索的省委书记沈泽民,继续说,“肃反取得一定胜利,但也使红军指战员不敢讲话了。”
  说到这里,吴焕先再没有继续向下说。
  徐海东想吴军长说话有分寸,现在正是肃反非常时期,我也得收着点说。他说:“依我看,七里坪之围马上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走而回生。”说到这,也不说了。
  沈泽民搕了搕烟袋,说:“海东同志,你继续谈谈你的看法!”
  徐海东这下胆子大了,用较高嗓门说:“我的意见就是马上撤兵!我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对我不利的阵地战。放着那些小股孤立之敌不打,偏要与这集中强大之敌硬拼,七里坪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诞生地,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不错!上海还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呢!我们现在能去打上海吗?!”
  徐海东越说越激动、吴焕先在旁边扯扯他的衣襟也没管用。他继续说:“我历来打仗都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出发点。可现在敌人丝豪未受伤害,我们自己却损失惨重,就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哪还有还手之力呀!……”
  徐海东没说话之前还在提醒自己,不要多说话,可说起来后,却忘得一干二净,又滔滔不绝了。
  中共鄂豫皖省委最后研究决定:撤围!
  6月13日夜,红二十五军撤出阵地。
  对七里坪之战四十三天的围攻,敌人坦然处之,仍然碉堡林立、灯火通明。
  第二天上午,敌第十三师师部,万耀煌正在布置今天的防御兵力。
  “报告!红军全部撤退了!”副官进来报告说。
  “侦察清楚了吗?”万耀煌反问说,“红军阵地上,空空荡荡,破碗钵碎片到处是,破军衣、烂草鞋、旧军帽,零乱破碎、狼藉满地。”副官说。
  “是饿跑了!哼,红军这样的指挥官还能打下七里坪么!我以逸待劳、以饱对饿,他们不占自退,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万耀煌自夸地说。
  “师座英明,红军哪是对手!”副官说。
  “不对!”万耀煌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失误。红军打起仗来厉害得很,要不,我们装备好、又数倍于他们,围剿来围剿去,怎么也围剿不尽?!”
  万耀煌命令道:“马上向刘总司令(刘镇华于5月初接替卫立煌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之职)报告:围攻七里坪的共匪二十五军,在守镇国军的彻底打击和强力反攻下,死伤过半,已彻底败退,国军取得重大胜利!”
  6月16日。碾子沟。
  中共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召开在碾子沟的一个石洞窝子里。徐海东和吴焕先顶着小雨结伴而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已经坐满了洞窝子,有人让出两块地方给徐海东和吴焕先坐下。
  满脸病容、身体瘦弱的省委书记沈泽民,握着只旱烟管,不时地吸一口,眉头皱着,低头在沉思。
  坐在沈泽民旁边的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环视一下与会者,碰了一下沈泽民说:“人齐了,开始吧!”
  沈泽民开始发言,主要是总结围攻七里坪战斗的经验教训,他说:“红军围攻七里坪四十三天,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战斗信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告:鄂豫皖根据地还存在,鄂豫皖红军还在战斗,鄂豫皖共产党还在斗争,其政治上的胜利不是可低估的。”
  会场已经有人忍耐不住了,交头接耳,互相说着悄悄话。徐海东感到气闷:好大喜功、文过饰非。
  沈泽民吸了一口烟,接着说,“现在我们围困七里坪的任务基本完成,是的,我们死了些人,但不要被死了些人而迷感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要看到革命的远大目标,革命是免不了要死人的,围攻七里坪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省委负有部分责任!现在大家讲座一下七里坪围攻战的经验教训和下一部党委和红军的工作计划。”有的人沉默不语;有的人指责这个团配合不利,指责那个部队冲锋不坚决……
  徐海东满肚子怨气鼓在心里,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围攻七里坪,我早就反对,结果怎么样?敌人越围越舒服,越打越猖狂,而我们自己呢?弄个半死不活!这是为什么?”
  沈泽民点了点头,诚恳地说:“是的,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欠考虑。”
  “一支好好的队伍,快被搞垮了,我看领导该先检查!”徐海东说。
  “是啊!刚才我讲了,省委应负部分责任!”沈泽民的声音慢而低。
  “不!我看领导应负全部责任!”徐海东一下提高了嗓门。
  “海东!你、你说什么?!”沈泽民有些愣了。
  “我说领导就负全部责任!”徐海东话一出口,就有一股血气直冲脑门,禁不住一下子站了起来,“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替劳苦大众和红军战士着想,只有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凭一时狂热,只顾自己吃饱喝足,不顾老百姓和战士的死活!……”
  “海东同志!哪个是小资产阶级?啊!”沈泽民病容的脸颊出现了潮红,握烟锅子的手直颤抖,他几乎跳了起来,打断徐海东的发言,气冲冲地走到徐海东面前,用烟锅子点徐海东的鼻子,严肃而凌厉地责问,“你说哪个是小资产阶级?就你是无产阶级?啊!我看你这个人成问题!”
  “那些搞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就是小资产阶级!”徐海东毫不示弱。
  “你出去,这个会你没资格参加!出去!马上给我出去!”沈泽民激动地说。
  徐海东愣了。他一向很敬重沈书记,沈泽民出过国,喝过洋墨水,马列主义懂得很多。在战争环境中,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跟战士们一样吃粗粮,嚼野菜。可是,这一次,他却使徐海东陌生了。
  徐海东的脑袋轰的一声变得好大好沉。自从靠七条枪闹革命以来,党的会议,参加了不知有多少,还没有被轰出会场的。这是党的会议,是母亲一样的共产党的省委会议啊,自己竟被赶出会场。又不是自己要来参加的,是你们通知我一定要来的。来了,又容不得我说真话,这算什么领导?
  徐海东瞪着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沈泽民。然后,头不回地走出了石洞窝子。
  被撵出会场的徐海东感到头重脚轻。
  惊雷轰鸣,闪电像把利剑,划破了阴沉的天空,瓢泼大雨像帘子,直上直下,笼罩在徐海东周围。
  第二天早晨,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报告!副军长,敌人围过来了!”侦察连长闯到门口,报告说。
  “多少人?多远?”徐海东两眼立时放光。
  “还有五六里地,估计是敌第三十和三十一师。”连长说。
  “是朝省委来的!”徐海东自语道,然后叫通讯员把两个团长叫来。
  “与其冤死,不如战死!就是死,也得把衣服留给同志们!”徐海东边说边脱去身上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交给警卫员说,“保存好,战后上缴!马上通知省委转移!”
  两位团长到了,徐海东还在脱衣服,命令道:“一个从左,一个从右,向敌人背后包抄!”最后,只剩一条白裤衩,伸手抓过警卫员背上的鬼头刀,挥动着率领警卫连向敌人冲去……
  正面和侧面的红军战士,见副军长已赤膊上阵,呼啦一声,也都全部发疯般冲向敌群。
  一场空前壮观的景象出现了——一位只穿白色裤衩的红军高级将领手举大刀,发疯似的叫喊着,拼命似的冲杀着,身上几处伤疤,在阳光的照耀下,放射出慑人心魄的光芒;千多名同样发疯的红军指战员跟在他的身后,也拼命地奔跑着冲向敌群!
  这突发的举功,意想不到的阵势,一下子竟把对方给搞 了。国民党军队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新战术?便被徐海东的队伍冲了个一塌糊涂。
  意想不到的战果出现了。敌人先头上来的两个团,被打得七零八乱,五百多人当了俘虏。后头两个师,看形势不妙,不敢冒进了。
  但,一心想死的徐海东却没死成。此时,他脑子里空空荡荡,虽然躺在床上,但整个身子像腾云一般在空中飘浮起来。
  “海东同志!”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来,沈泽民说着推门进来了,“好啊!你又打胜仗啦!”
  “你在战场上是个足智多谋的虎将,在政治却不求上进?”
  “我怎么不求上进?”
  “省委几次开会,你都不参加,为什么?”
  “政委说他是省委常委,开完会回来给我传达就行了,叫我看家哩!”
  沈泽民恍然大悟。
  徐海东想到今晚部队要转移,便掏出怀表看时间,谁知表坏了。沈泽民掏出自己的钢壳怀表,交给徐海东说:“我这块给你用!”
  “这怎么行,不能要,不能要!”
  “先用着,我再想办法弄一只嘛!”
  “不行!你不能没有它!”
  “拿着!”沈泽民把表硬塞到徐海东手里,说:“这表还有个故事呢?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刚刚成功,'奇·书·网…整。理'提。供'经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权号召捐钱捐物,瞿秋白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献出来了。苏维埃政权办事人,为表达对这位中国同志的友情,回赠了他一块钢壳怀表。从此,这块怀表,一直陪伴着瞿秋白同志。1930年9月,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瞿秋白便把这块表送给了我……”
  两个男子汉,两名共产党员、互用充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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