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炖碇巍⒐樘渭绦艿街赜茫褐炖碇蜗群笕魏幽鲜∥榧恰⒅性执硎榧恰⑿滤木�5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1942年10月19日到次年1月14日，毛泽东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蒙毛泽东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改写党史提供“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1935年有关陕北“肃反”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朱、郭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七大”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
与徐海东有关的是，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连带批评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25军主要领导者”。25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9月到达鄂豫皖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张国焘的影响；戴季英早在1935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
那么，这个“主要领导者”是指长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东？但第一，毛泽东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1936年10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25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24）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1935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海东赞不绝口：“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25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25）
那么高岗究竟骂谁？
11 大功徐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与红一军团、与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他1931年才担任团长，1940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30年代中期一段。但毛泽东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1941年发电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1950年亲笔要他“安心静养”；1955年被评为“十大将”之一，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当然可以假设，如果徐的身体很好，毛也不一定就怎么重用他。但事实是毛对他确实甚为关照，认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25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15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1934年红25军长征到1936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1935年7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P40）1939年9月，红25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
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P48）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36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1936年9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4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26）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P48）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1940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49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1955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1960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1950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1958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0月10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1966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1966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1969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8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1952年6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2月好转。1959年9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1960年2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27）从1962到1965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49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10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1969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13 “最高指示”的力量“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28）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1969年10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1966年8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1952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