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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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第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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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他们驰骋于敌后战场,一东一西互相配合,与日寇周旋,使骄横的敌人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次,有数千名对日作战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逃了过来。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断决定,命令把这数千人全部收容下来,避免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扰乱。开始,父亲和王叔叔是互通电话联系,后来干脆把指挥部移到一处。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互相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敌后仗打得很顺利,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很成功;他俩共同为党的洛川会议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6月,我父亲在町店战斗以后,身患重病;8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晋西北。从此以后,无论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蒋家王朝决战时期,他们时南时北,转战各地;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他们才又重新见面。在这将近20年年头里,尽管云山阻隔,但他们心犀相通。1940年1月,父亲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因多次身负重伤,旧病复发,王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前来看望。
  1956年,父亲在大连休养,王叔叔专程从北京去看望阔别将近20年的老战友“徐大哥”。父亲得知王叔叔要来看他,接连几晚兴奋得睡不好觉。王叔叔一到大连,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从车站直接赶到了父亲的住处。两位老友见了面,激动在流下了热泪,一再拥抱,互相说着:“我们终于见面了。”接着,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分别后的情形。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先后9次负伤,抗日战争的后5个年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中,有时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打游击,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逃出来。在病中,父亲几次口吐大量鲜血,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都得以转危为安。所以王叔叔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父亲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当天,他们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王叔叔一早又来到父亲的住地,他们继续尽兴而谈,同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旅大市负责同志想请王叔叔去旅顺参观,王叔叔谢绝道:“我是专程来看望徐大哥的,不是来参观的。”由于工作繁忙,他第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党的“八大”以后,父亲由大连迁居北京,王叔叔与父亲来往就频繁了。那时父亲的身体善比较好,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急于要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王叔叔深知我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轻,总是耐心地安慰他等病愈后再工作,一定要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在风雨如磐的10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表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住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1968年三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卡断对父亲的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天哪!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又患有严惩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肺部呼吸功能已失去了80%,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迫不得已向当时的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一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决不能眼看父亲被活活整死啊!我就想到王震叔叔,请他把这一严惩的情况报告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甩掉了盯梢的人,见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听了十分着急,他果断地对我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王叔叔冒着风险把我父亲的情况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氧气和药品的供应。父亲终于得救了。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我父亲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我父亲来到主席台后,王叔叔特地来到隐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徐大哥您好吧,望您多加保重。”父亲也深情地说:“王老弟您好呀,您也要多多保重呀!”互表关怀的深情。
  “九大”会议期间,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父亲因行动不便,不能投票,他就向王叔叔招招手,把王叔叔请到身边,向王叔叔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叔叔深情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时,向我父亲和王叔叔点头微笑。而林彪看到这一情景时,却恶狠狠地瞪了王震叔叔一眼。事后王叔叔对我说:“我当时也狠狠地瞪了林彪一眼。”
  林彪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继续发展。不久,下达了所谓“一号命令”,父亲被疏散到了郑州。林彪、江青一伙和在河南省的代理人,继续残酷迫害父亲,不仅不给必需的药品,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米、面、油都不供应。我把父亲的处境写信报告给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叔叔,王叔叔千方百计找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父亲解决危难,但被林彪在江西省的死党给扣下了。我们全家人悲愤难言。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叔叔主持追悼大会堂,王震叔叔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我陪母亲去看望王叔叔,他深深怀念地说:“海东大哥是我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不是林彪、江青于伙残酷迫害,决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他要是看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多么高兴呀!我永远忘不了徐大哥,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功勋永放光辉,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 张希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徐海东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也是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一起工作的经历,就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徐海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而他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襟怀坦白对党忠诚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未取得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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