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情绪在诸帝国国内得到发展。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如今，作如此断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两国对苏伊士的袭击则在两国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意志。
此外，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国和苏联的确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卫星国，但它们并没有仿照英国和法国的做法——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殖民地利用冷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并利用这两大强国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经济援助。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道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从20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种迅速发展的运动（见第二十一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实现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是顽固守旧的马来亚苏丹、尼日利亚酋长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当时，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了独立。印度次大陆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一开始就是英帝国所依赖的部分和欧洲帝国权力的缩影。英国的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优于其他殖民地的准备。行政机构人员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大学已培养出一代代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国大党表达了民族主义愿望，并把这类愿望转到适当的方面去了（见第十五章第四至六节）。
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抱怨地说：“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够不与4亿人作最起码的商讨就使他们陷入战争。…在英联邦自治领，这种决定是经充分讨论后才被民众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却不是这样，这让人感到痛苦。”对国大党的抗议，伦敦粗率无礼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国的沦陷和不列颠战役的爆发造成全国紧急状态时。这时，总督宣布，战争期间不可能实行根本的变革，但战后印度将被授予自治领地位。国大党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因而僵局仍在继续。
1942年初，日本对东南亚的突然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形势。随着日本军队逼近孟加拉国边境，印度从位于平静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强的同盟国转变为直接处在迅速向前推进的敌人的道路上的国家。丘吉尔的反应是于3月22日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见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进行重大改革，但战争一结束，印度就能完全实行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国大党拒绝了克里普斯的提议，于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国大党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进行‘非暴力的群众斗争”。英国的反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袖；14，000人未经审问就被拘留；940人被杀死；1630人在与警察和军队的冲突中受伤。
这是一个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同盟国也是极关键的时刻。德国人此时已到达伏尔加河，离亚历山大只有30哩，日本人则侵占了缅甸。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钳形攻势只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才被隔断；印度这时因充满着不满情绪而动荡不安，阿拉伯国家与其说是站在同盟国一边，不如说是站在轴心国一边。德国人和日本人原本无需作什么努力便能深深地进入这些国家，使无焰闷燃的火种烧起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便能完全封锁欧亚大陆，从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快降临的灾难，只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将他的各个师投入俄罗斯平原，只是因为日本人尽管进行威胁和军事演习，却从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并非不可能，如果国大党当初作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英国在次大陆上的地位原会很不稳固。然而，在甘地的影响下，印度只进行了非暴力抵抗。不过，尽管这一抵抗缺乏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但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却促成了城市和乡村中的罢工和暴动；但是，这一抵抗没有计划，缺乏协调，因此，英国人能捣毁一个又一个暴动中心。
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国大党领导人则拒绝这样做，因而在这几年中，他们一直被监禁着。其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趁国大党陷入困境之际，说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组织，从而为战后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准备了条件。他不知疲倦、满怀激情地宣讲他关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义。“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将导致一个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政府的宪法……众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个少数派。……根据任何有关民族的定义。都可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他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国家。”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是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其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他择。纯粹的外界势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战时经历而愈益强烈的印度民族主义，这一点在政府于1945年年底审判日本资助的印度国民军的一些军官时变得很明显。这些人顿时成了民族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赶走可恨的英国人。当时，遍及全国的这种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审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实上，英国已不再能不顾这个国家人民的愿望而统治这个国家，也不再存在着企图这样做的意向。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已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已厌倦起来。因此，艾德礼这时能在不太遭到国内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其从前的宝贝之间的联系。
1946年3月，内阁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印度，负责自治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他们公布了一项计划，但这一计划未能赢得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支持。于是，工党政府派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新任总督。在经过仓促的会商之后，蒙巴顿断定，任何维持印度政治统一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议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自治领地位。这时，国大党领导人已认识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这一计划。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的国家。英联邦的伸缩性被进一步扩大到允许这两个新国家作为共和国分享一种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为其象征性首脑的制度。
四、东南亚
与印度相反，东南亚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领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二十五章第二节）。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日本人当初实行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得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当地居民普遍地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解放者以后。然而，日本军方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仍是很快就让人觉得空洞、难以置信的宣传性口号。这些军事领袖不是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视为由处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卫星国组成的一个地区。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地靠当地供应给养，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他们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反过来，日本人能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大，不能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最初的蜜月时期之后迅速地恶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长他们的占领，他们无疑会遇到严重的起义。对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内，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各国赢得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决干与之有关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是最现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