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已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它作为没有以往数千年的负担和积淀的一块新的土地而受人羡慕。例如，德国的音乐家和诗人舒伯特宣称，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们敞开着”。同样，杰斐逊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马泽伊写道，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是美国的赞赏者——他们“大声地称它为人类的事业，尽管他们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在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因美国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以前，请始终朝美国看。”随后，他在对英国的一次警告中说：“当美国派遣其大使……前往欧洲并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和政权时，你会想象自己将说服爱尔兰满足于一个为它制定法律的英国国会吗？”
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识到美国革命的意义，他宣称：
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新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一个巨大变化，就象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变化已改变美国社会、新的更激进的革命运动已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时，美国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仍可感觉到。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较美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引人注意，但对各阶层的人们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这些人以往长期地呆在舞台两侧，这时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一直留在那里。换句话说，正是在法国，世界首次强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觉到至今仍在我们脚下隆隆响的地震。
为什么这一巨大的变化会发生在法国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直到拿破仑登台后才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统治。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无能且不公正，以致统治机构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正是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这一模式从成为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财政危机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决不是空前的，也不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国家债务不一致。例如，它仅相当于大不列颠的国家债务的一半，若按人头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后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国由于它的两个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基本上是免税的，不能承受这一债务负担。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O万。第三等级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200O多万农民、约40O万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 。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人的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后者占人口的80 ％以上，但仅拥有30 ％的土地。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由于1720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穷，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从物价上涨、从 1713至 1789年间法国贸易增长5倍中获利。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极不满意。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贵族革命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愈来愈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反应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州长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j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因此，当路易十大发现自己由于支持美国革命时所承担的大量支出而处于经济困难中时，贵族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是可理解的。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起，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决定性的。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O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都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中产阶级的代表还在拥有思想方面占优势。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如何实现这种变革的一般思想。他们还拥有政府极度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居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后，定要保持传统的等级。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个等级合并为一。
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娅·安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可表明国王的真正意图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同时，忠实的王军的几个团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传播开来了。而且，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作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群众性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下层民众涌上街头，要求较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它里面关着7名入狱者，其中，两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为弄虚作假者，第七个是个变态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监护和支付其费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为什么“巴土底日”在法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以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这样的时刻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反对整个欧洲的旧秩序的斗争时就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其长期存在的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的激励下。拿起了武器。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个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的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一“就人们的权利而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国家实质上是所有主权的来源……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显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规定的损失赔偿是公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应当被剥夺这种权利。”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它相当于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则。他告诉一位大主教；“我决不答应让我的教士或贵族遭受掠夺。我不会批准使他们受到掠夺的法令。”巴黎下层民众再一次战胜了王室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