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在位）的统治下，更进一步扩大——几乎扩大到半岛南端。除了赫赫战绩外，贝克巴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极为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未受过教育，但多思好问、智力敏捷；对此，就连那些熟识他的耶稣会会士也不得不表示钦佩。他活动范围之惊人，会使人联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这位俄国沙皇一样，酷爱机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火力更大的枪炮的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学习绘画，爱好音乐，是打马球的好手，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锅鼓是他最喜爱的一种。
阿克巴对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尤其浓厚，他不断地寻找一种能满足他个人及其臣民的需要的教义。最初，他的思考局限在伊斯兰纸范围内；但1575年，33岁时，他修建了一座礼拜堂，在那里，他与各种宗教的学者讨论神学。阿克巴被印度教徒、印度袄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教徒讲解的教义强烈地吸引住了。耆那教徒使他不食肉、禁止杀害动物。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使他派人将《福音书》译成波斯文、使他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圣母玛利亚大像章和参加集体圣礼。此时，耶稣会会士认为阿克巴可能会皈依他们的宗教，但最终他却创立了良己的一种全新的宗教“丁一伊拉赫教”，即“神圣宗教”。其主要特点是：含糊的一神论；阿克巴为神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是教义的唯一解释者。这一新家教的教义是折衷主义的，它揉合了许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义。
阿克巴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还想提供一种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联合起来、能锤炼出一个新印度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无论“神圣宗教”多么满足他自己的宗教需要，它对国家没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宗教过于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众，甚至在宫廷，也没有多少皈依者。但是，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在结束对印度教徒的歧视、规定他们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时获得了。他废除了印度教徒前往圣地朝拜时须缴纳的香客税。取消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所有穆斯林国家都向它们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阿克巴还让印度教徒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印度教徒不再把莫卧儿帝国看作是敌国。阿克巴梦寐以求的新印度——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组成的分裂的国家开始出现。
不过，这里应该强调一下：莫卧儿帝国与无疑是穆斯林的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大不相同，其上层建筑是穆斯林的，而基础则是印度教的。统治国家的王朝和宫廷是穆斯林的，一般的艺术和高级文化大多受到波斯模式的影响，波斯语是宫廷、公众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在这莫卧儿统治机构和居支配地位的波斯文化的底下，流着一股强大的印度教的潜流。大部分人依然忠于与严格地信仰一神的伊斯兰教极其不同的、刚开始发展的、信仰多神的印度教。乡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与统治集团的截然不同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外国人所知道。有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说，“1700年时，莫卧儿帝国在普通的外国人看来是印度人的，就象19世纪时，满族帝国在居住中国的外国观察者看来，是中国人的一样。”
三、穆斯林帝国的辉煌
军事力量 这三个穆斯林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于1525年12月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是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普斯堡王朝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里曼于1526年作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兰西斯所受到的压力。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和顺便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使哈普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区。穆斯林军事力量竟然大大地有助于正处在关键性的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确似乎有悖常理。反过来，波斯人通过与哈普斯堡皇室合作、反对他们共同的土耳其敌人，也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波斯为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奥斯曼帝国无法以全部力量攻击欧洲；这一做法颇同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对付德国的手段。
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通常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大炮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对穆斯林帝国来说，并不存在。穆斯林军队可获得大量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象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的装备那样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纵。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兵力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总数达一百多万人，较1914年时的印度军队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些庞大的军队在诸穆斯林帝国臻于鼎盛时，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与他们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并很尊敬。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1555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象哈普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在他们方面，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未受损耗、使用武器熟练、军队富有作战经验、胜利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甘愿忍受艰苦、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行事谨慎。在我们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习惯奢侈、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纪律无人注重、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荡，而最糟的是，敌人们习惯于胜利，我们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拿不准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唯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使我们获得喘息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
行政效率 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有着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如何。16世纪时，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说，苏里曼、阿拨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例如，在波斯，有位英国旅行者说，“这位国王＇阿投斯＇登基后，彻底制服了这一国家；一个人只要手执棍棒，无须携带其他武器，便可安然无恙地在这一国家旅行。……同样，在印度，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希望得到迅速的晋升，因而，吸引了在印度的和从国外来的最优秀的人物。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的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其职位成为空缺。这就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之类的弊病，这些弊病当时正困扰着西方诸国。税收工作由一位有资格直接觐见皇帝的大臣掌管。税务部门不受各省总督支配，有完全的自主权。它负责估定和征收土地的收益，也负责征收关税和营业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官吏们有权在新开垦荒地的地区减少赋税。
由于阿克巴向所有臣民开放他的官僚机构，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贝克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确切地作了同样证明：
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据是非曲直来考虑每件事，并仔细调查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晋升；这一制度保证了各种职位仅仅分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因此，在土耳其人中间，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懒惰或租枝大叶，他就会继续留在阶梯的最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我们的思想与此不同，在我们那里，空着的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在公共事业中得到晋升的唯一的关键所在。
经济的发展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穆斯林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他们为了远远地抵达传说中的印度和香料群岛，愿意面对任何艰难或危险。奥斯曼帝国离西欧人的老家较近，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经济单位。它范围广阔，气候多样，这就保证它实际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匈牙利、瓦拉几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肥沃平原生产了充裕的粮食和原料。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其他古老城市的熟练工匠制造出大量手工业产品。帝国还拥有巨大的木材资源和重要的矿藏，尤其是铁、铜和铅。奥斯曼帝国辽阔的边地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所有这些货物都可以在那里畅通无阻地买进卖出。帝国地处陆、海会合处。这一战略位置也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
帝国的繁荣也在国库里留有大量的剩余物资上反映出来．1526至1550年间，苏里曼的岁入总数约达600万个达卡银币；他的岁出总数约达450万个达卡银币。当时，帝国繁荣的另一迹象是，即使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境况也较为不错。他们只须缴纳小额的人头税和约占农产品十分之一的什一税；至于封建领地上的佃户，还须为封建领主尽少量义务，这些义务并不沉重。当时的旅行者常评论说，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负担的税不太重，他们的经济情况普遍地比邻近的基督教国家的农民要好些。实际上，马丁·路德也曾说过，“一个人在德意志地区会发现，有些人期望着土耳其人及其政府的美好前景，有些人宁可隶属在土耳其人之下，也不愿受皇帝和诸侯们的统治。”
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细纹棉织品；这种绵织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印度，还充当从香料群岛向西运送的货物的集散地，有着极为丰富的香料。正是印度，从罗马帝国早期起，使欧洲的金银向外流尽——这一事实是那一时期里注重金银的欧洲人极难以忘怀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的，“所有国家都带来了货币，同样地运走了商品；而这些货币到了印度就给埋藏起来，不再外流。”确实，当欧洲人能直接看到印度农村时，他们不免会注意到实际上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农民群众的悲惨境况。但是，那时的印象不如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