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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关系”的入超趋势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最终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即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1800年为3：1，1914年为7：1，到1975年达到12：1。
这些数据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的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1949年——中国，1959年——古巴。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向欧洲输出革命。例如：一些葡萄牙军事指挥官被派往葡属非洲地区去镇压那里的叛乱集团，结果他们最终被与之交战的非洲游击队的革命思想争取了过去。这些欧洲军官们把他们的政治观点输入到其祖国，这样，非洲殖民战争这些岁月最终导致了军人运动推翻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如果马克思听到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萨·孔延奥（Antonio Rosa Continho）向。群葡萄牙商业人士的演讲，他定会感到惊奇，他说：“军人运动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样的解放运动，它不仅仅是要求正式的独立，而是要解放全体人民。”
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而至今这种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第三世界仍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1966年，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个地区爆发了58次起义；其中只有一次是发生在人均收入超过750美元的国家。麦克纳马拉这样总结道：“无疑，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联系。而这种暴力的趋势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对立的趋势正在互相加强。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从而使其影响的强烈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正是这一新的成功，逐渐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权。诸殖民地民族通过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
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枚硬币上的两个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象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结束。到大战末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大混乱之中。
不但从欧洲历史的角度看，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而惹人注目。本章目的是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和全球性的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一项条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因为它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还导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总计达6万多份。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来，出现了较少地关心“战争罪行”、更多地注意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性力量的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经济上的竞争 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1910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开始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而德国仅占13．2％。到1914年时，主要由于美国的产量从占世界总产量的23。3％猛增到35。8 ％，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14％ 。不过，德国的产量却得到了充分的增长，以致它的比例略有上升，为14。3％ ，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
德国工业总产量的激增意味着在海外市场它同英国的竞争十分激烈。英国虽然能在其殖民地保持经济上的优势，但在拉丁美洲、中东和远东却彻底输给了好斗的德国商人。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显然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它还通过刺激海军军备竞赛而进一步促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商船航线和商船运输。
殖民地的争夺 由于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有海外市场，经济上的竞争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还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受到了英国辽阔的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决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再三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追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
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这些联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1914年8月，当战争爆发时，一位德国官员绝望地评论道：“这一切都来自这种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
这一判断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人则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了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说，都决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此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大的争论。俾斯麦在缔结两国同盟时就十分清楚法、俄建立友好关系的危险，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实现。然而，1890年，俾斯麦辞去宰相职务之后，他的继承者们不能继续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
这样，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各自的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担心自己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不论愿意与否都将卷入其中。例如，在1914年的危机中，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声称：“……我们正在做一个大游戏；在这一游戏中有一些重大困难要克服，在这一游戏中我们可能会失败。除非三国同盟的各盟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这一态度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以前的十年中危机日益频繁，为什么当集因成员国胆怯地、不由自主地相互支持时，这些危机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民族主义愿望 最后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的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愿望。这种愿望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难以对付的，那里的法国人仍不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