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国家的命运之类的欧洲地方性争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当俄国对德国开战时，俄国各阶层都团结在其政府的周围。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不相同，这场冲突深受民众的欢迎；民众确信，这是一场反对传统的日耳曼仇敌的侵略的保卫战。8月8日，当杜马召开会议时，以往一向对政府极端不满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教授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这个敌人一心要把我们挤掉，以走上统治世界的道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而斗争，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统治而斗争。……”犹太人尽管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一位代表却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犹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环境下，而且还将如此生活下去。不过，我们……将象一个人一样坚定地站在俄国的旗帜下。……犹太人民将至死履行他们的义务。”
对社会各阶层靠拢在政府周围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极端急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的领袖列宁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市场和殖民地的争夺。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这样一场冲突而献身。相反，列宁号召工人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他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是1914年中唯一的反调，因而当时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布尔什维克那时是俄国一个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并没有破坏沙皇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团结。
俄国人不仅团结一致同德国人作战，而且确信他们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事实上，公众募捐了大笔的钱，准备给与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但是，俄国人不但未能迅速取胜，反而遭到了惨败。诚然，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协约国的最后胜利。1914年，俄国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进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调出部队，从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马恩河的德国人的前进。不过，事实仍然是，1914年侵入东普鲁土的俄国的两支军队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第二年，当俄国军队面对德、奥的强大进攻向后退却时，出现了大溃败。帝国人口最稠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丢给了同盟国。1915年的失败是沙皇专制政权灭亡的开端。
俄国再也没有从军事失败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进行反对第一流工业强国的现代化战争（见第十三章第五节）。这对前线的俄国士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1915年夏一位俄国将军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下面这段评论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毫不恐慌，这真是一个奇迹。……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怕了！
这一经济上的弱点由于1915年帝国工业化地区的丢失而变得更加严重。此外，无能的军事领导者也妨碍了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战争爆发后，沙皇尼古拉挑选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担任总司令。大公显然不能胜任这一职务，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国将领在以下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好象是一个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而且，据他本人说，每当接到皇帝的命令。他总要花很长时间喊叫一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对待他的新任务。”
俄国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碍。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权和特权争执不休。这两者又为军需品匮乏以及最终前线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与军方发生冲突。如果最上层的领导坚强有力的话，这种不和本可以减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贫乏，是一个好心但却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统治者。他那意志坚强而又十分敏感、反复无常的妻子常常怂恿他维护自己的权力，采取严厉手段。“你从未放过机会显示你的爱和仁慈，现在让他们尝尝你的拳头吧！”但尼古拉依然是个软弱的、伤感的人物，他通常听从最后跟他讲话的人的劝告。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15年8月，当前线陷于灾难之中时，他决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职务，亲自掌握军事指挥权。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这项工作，在总司令部中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然而，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认为他的自我牺牲可以挽救这种局面。“或许需要一个赎罪祭品来拯救俄国。我就是这个牺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将如此。”最后，他确实成了这一牺牲品，因为从此以后军事上的失败都被认为要由他自己负责。因此，最终结果是他家族的毁灭、沙皇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布尔什维克的出现。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领导人拒不依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无权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并不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这一点突然变得十分明显。换句话说，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这就是既从事实上又从法律上来说的俄国形势；当时沙皇尼古拉干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王位。
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第一次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策划这次革命了。相反，情况是这样：腐朽的沙皇专制政权因战争的压力和灾难而逐渐遭到削弱，直到最后整个摇摇欲坠的机构倒塌下来。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一种新的机构。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时。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唯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中间派的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规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拚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溃了。继临时政府之后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制度。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起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认，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责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显然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1905年革命时的一位观察家在下面这段话中描述了有关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一特点：
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象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仆人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避难所、避风港、待领场。人们去那里闲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
苏维埃随着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是很自然的。由于其起源和成份的缘故，它们一点也不象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因而，苏维埃运动迅速地遍及全国，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政权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和举行暴动；而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须经士兵苏维埃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及几位助手乘坐在密闭的车箱里，穿过德国，回到了彼得格勒。德国最高指挥部推测，这些革命者将破坏亲协约国的临时政府，他们的推测证明是正确的。列宁即刻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
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这在当时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苏维埃代表把三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的起义，并认为，在俄国经历长期经济发展之前，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的策略是允许临时政府继续执政，同时经常督促它进行适当的改革和社会变革。
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向这一政策挑战，孤身一人号召立刻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继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 月份似乎还是希奇古怪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准备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