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中原》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大势中原- 第1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举起手,不许动!
  忽拉一下子,陈颐鼎、罗哲东被围住了。马上全是穿灰衣服的解放军。一切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不容反应,陈颐鼎竟问了一句废话:“你们不是说也是202部队的吗?”
  此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就要亮了。
  鲁西南 巨野胡海村 1947年7月15日
  陈颐鼎一夜胡须拱出半寸。
  作为阶下囚,他为自己双手不曾沾满鲜血而庆幸。第70师自台湾返回大陆,战场几易,却没打上仗。他是这场内战的参加者,却可谓一枪未放、一炮未发,没有血债。但是作为国民党的堂堂中将指挥官,他又为此感到羞辱,无地自容。第70师清一色的新装备,属军中姣姣者,却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他不知道共产党将如何发落他,他后悔当时没有拔枪自戕。
  下午,来了一个挺精干的人,自我介绍叫杨松青,晋冀鲁豫野战军敌工部部长,黄埔5期的。样子很和气,对陈颐鼎说,刘伯承要接见他。
  陈颐鼎大惊。
  走出收容所,他下意识地拉拉衣领,抻抻衣袖。
  刘伯承这个名字对于陈颐鼎来说如雷贯耳。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中高级将领到国防部幕僚及至蒋介石从不敢小觑此人。这次从台湾回大陆,蒋介石召见陈颐鼎三次,两次提到刘伯承。有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举行“座上研究会”,来了九个军长;墙上挂满了地图,蒋介石出情况,让军长们出方案。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即将结束时,陈颐鼎说:“鲁西南地区空虚,如果刘伯承从那里捅过来怎么办?”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刘伯承如果那么做,就不是刘伯承了。”
  会议结束。蒋介石留了陈颐鼎一步,说:“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共产党不敢走那一步。那是一步死棋,而刘伯承一贯是棋看三步的人,不会往死路上走的。”
  时隔几个月,不可琢磨的刘伯承偏偏“往死路上走”,“从那里捅过来”。陈颐鼎身为败将不禁悲从中来。
  来到一个四合院,杨松青示意进北屋。陈颐鼎走进去,看到屋子当中摆了一张八仙桌,八个粗磁碟子盛着丰盛的菜肴,旁边还有一尊酒壶。
  陈颐鼎又是一惊,这怕是一场“断头”酒宴了。
  背后突然浓浓的川话:“陈将军,受惊啦!”
  陈颐鼎一个急转身——一个身材略高,微胖,有着宽宽的肩、厚厚的背,神情温雅,戴着一副虎黄边眼镜的人走进屋来。他看到了那只深凹下去的眼睛和掩映在安静温雅中的轩昂器宇。直觉告诉他这是刘伯承。
  刘伯承满面笑容握住陈颐鼎的手,又是一声:“陈将军……”
  陈颐鼎诚惶诚恐:“不敢当,不敢当!”
  刘伯承说:“请陈将军喝杯薄酒,压压惊。战场上是对手,战场下来就是朋友嘛。快请坐。”
  刘伯承那淳厚的微笑、诚挚的目光给人以如对宾朋的亲切感和安全感,陈颐鼎近于绝望的心绪平息下来。
  待陈颐鼎落座,刘伯承说:“陈将军,我们跟蒋先生的矛盾并不是权力之争。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国共合作得很好,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合作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着安定,盼望和平,这也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你知道,我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根本的对立,只要能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共同合作,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是,是。刘将军言之有理。”陈颐鼎连声应诺。
  “吃菜。陈将军不必客气。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这些天陈将军受了不少惊。”
  八个菜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在这僻乡村野,又值兵荒马乱,实属不易;而且共产党历来以克勤克俭著称,能以这种规格相待一个败军之将,着实令陈颐鼎感动不已。他起身举杯:“久仰刘将;军仁达神智,鄙人败在刘将军手下,也该无所怨委。”
  陈颐鼎言毕,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又说:“马列主义我不懂,但刘将军提起北伐,确实没齿不忘。那时北伐军到了哪里,哪里有民众击鼓相庆,手足相待,街道、田头到处拥挤着欢迎北伐军的人群。可谓民众蓬勃、士气昂扬,官兵上下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如今,人还是这些人,民众没变,军队没变,可是开到哪里,哪里的百姓逃之夭夭,如避瘟疫。”
  “说得是哟。陈将军,正如你慧眼所见,凡欲视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逆,古今如此。当然,蒋介石在各种‘声明’、‘演讲’中也不厌其烦地讲:”只要有助于人民的休善生息,只要人民能维持自由和生活,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蒙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人民‘这两个字,蒋介石叫得很响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毫无愧色地宣告:“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陈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都知道‘人民’二字的分量。不能只听嘴上说的。人民的选择,人心所向,才是历史的裁决,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场的结局。”‘
  刘伯承为陈颐鼎满上酒杯,接着说:“信仰什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兵不能胜大患,便不能合民心。如今中国的大患就是战乱。谁拒绝和平挑起战争,谁必然逆民意,遭民反,最终被人民摒弃。这个观点陈将军能同意吧?”
  陈颐鼎点头。
  刘伯承又说:“古人曰: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心,甘心不如义死。如果士兵认为他从事的战争是不义之战,必然不肯为之舍命。陈将军所说军队没变其实是其表,而其宗旨却是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个,陈将军应该比我了解得清楚。”
  “当然。”陈颐鼎微微红了脸,由衷地说:“刘将军,不是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拥戴这场战争。”‘’
  酒席后,陈颐鼎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安排住在这个刘伯承宴请他的四合院里。陈颐鼎再次大惊,这是今日他的第三次“惊”。
  时过45年,当笔者在昔日的南京“总统府”、现在的江苏省政协见到陈颐鼎先生时,他谈及此事,还十分动容: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个四合院是刘邓大军的指挥中枢,刘伯承住北屋,邓小平住西屋,让我住东屋。刘邓的那几间,屋子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一摞摞的文件材料,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以我的身份,从哪方面讲都不该住在那里。
  “我住进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外地回来了。他话不多,谈锋犀利。一日三餐,我都和他们一桌吃。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有时候我过去和刘伯承拉拉狐,但只是偶尔,当时他们正组织打羊山。刘伯承的空隙时间大多用在重校苏联的《合同战术》译文的前言上了。天那么热,我手摇竹扇还汗流浃背;他让警卫员打一盆凉水,把脚放讲去,权作降温,一伏案就到半夜。此种勤勉,在我是不多见的。发前对刘伯承种种神话都是传闻。有幸和他生活在一起,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他,比神话更有深度。‘如果说刘伯承是个海洋,那么人们看到他的仅是一个港湾;如果说刘伯承是座冰山,那么人们认识到的只是他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住在那个四合院夜不成眠时,在日记中写下的句子。”
  陈老先生已经86岁。他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和笔者交谈时,那深沉的情感时常溢于言表。他不抽烟,只喝浓茶。
  “可以感觉到、刘伯承、邓小平感情融洽,配合默契。刘伯承对邓小平很尊重,写好电文,每每把眼镜一摘,对工作人员说:”送政委定稿。‘邓小平个子不高,散步或出门迎接什么人,刘伯承总是走在邓小平后面或侧面稍后。这种细微之举令我感动不已。邓小平称刘伯承’刘师长‘。看我有些不解,就对我说:“这一嘛,伯承是129师老师长;二个嘛,伯承是我的老师,我敬重的长者。’有一天,他拿了一副字给我看。我问他喜欢什么体,他很认真地说:”刘体,集柳、颜为一体的刘伯承体。我临的就是他的帖。‘
  “住了四天,刘伯承看我老是闷着,问我:”想不想到我们后方看看?蒋先生说我们是土匪,共产共妻,你看是不是那样。‘我笑着说:“好,我去看看!’走的那一天,刘伯承、邓小平为我饯行。在座的还有罗哲东、郓城被俘的55师副师长理明亚。
  “席间谈到蒋介石主办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训练班。理明亚6月底刚受训回来,7月初就被俘了。他说:”蒋委员长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检讨战术,一是解决士气。有什么办法呢?统帅部绝对不承认战略有错误,反而责备将领们不注意战术,不关心自己的存亡荣辱。蒋说:我个人已经老了,没有关系,你们不好好干,最后失败了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起来。‘理明亚接着说:“这回我受训一趟,花了40多天,其实无论如何一个月足够了,可是大多数人躲来躲去,根本无心归队。所以我们营师长福霖说我:明亚,你还算老实。’
  “我的副师长罗哲东有头脑;他是湖南人,带点辣椒性格。他说:”我们那边的问题是没有政治资本。北伐的时候,我们有明天的远景,今天打军阀,明天革命成功,中间只隔着一个短短的黎明。人人为肩上的重任自豪。那时黄埔同学见面,就问哪个做了烈士。没有怕死的,都以死为荣。现在呢?今天为了什么?明天是个什么样子?眼前一片漆黑。哪里有勇气流血牺牲?怎么能不打败仗?‘
  “理明亚苦笑道:”我们现在成了那时的北洋军阀。行军找不到向导,打仗找不到担架队;天一黑赶紧宿营,几个部队挤在一起,即怕被解放军包围,又怕地方民兵骚扰。放出去的侦察不但弄不到真实情报,反而常常遭伏击。简直就像聋子、瞎子。而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却摸得清清楚楚,连我们师长个子有多高、眼睛有多大、鼻子有多长都知道。‘
  “邓小平笑了,说:”不光知道师长的,你的我们也知道。‘大家正笑着,就听旁边的收音机播出了国民党中央社的一条’新闻‘:“鲁西消息,刘伯承所部溃不成军,国军连日来获得空前大捷……’当时我很难堪,便说:”中央社从来不说真话。‘刘伯承笑笑说:“从反面听嘛!鲁迅先生的推背图,对蒋介石很适用。’
  “饭后,送我们的车子来了。过黄河走寿张,经过邯郸,再去太行山。张际春副政委也来送行,并派了保卫科张科长专程护送,保证我们的安全。临别,刘伯承把他写的《指挥纲要》一书送给了我……
  “在那个四合院住过的四天,对我的后半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不曾意识,其实我和刘邓一接触,我原有的信仰就开始崩溃了,新的思想亦已孕育。在解放区参观结束的时候,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可以回南京,可以回家乡,可以留下参加解放区的工作。我选择了后者。后来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刘伯承;如果有,我想我会改变称呼,称他‘刘师长’的。”
  陈颐鼎老先生谈了许多许多。临别,他送我们出门,指着门口的“黄埔同学会”牌子又道:“民族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