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地一声把粪便泼在粮食上……
“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有一个连队打土豪，翻出一桶桐油，以为这下开荤了，结果全连中毒，集体上吐下泻。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又没后方安置，部队别说打仗，行军都很困难。”
谈起行军之难，离休在南京的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当年的第3纵队第8旅副旅长史景班说：
“在晋冀鲁豫大平原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地开。到了大别山，进山是羊肠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车炮全扔掉了还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连跌跤的姿式都‘正规化’了，全都是趾溜一下，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这叫‘骑马跤’。许多人的屁股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10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岗、实际40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两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一个班也住不下。南方的山区就是这样，三家一个村，五家一个疃，除了集镇，难得有北方那样大的村庄。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里，不论刮风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致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哧呼啦的皮肉。
“有一次，我们为牵制敌人连续18天急行军，就是这么泥里水里血里走出来的。整整18大啊！能够跟上队伍、不开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部队如此，机关也不例外。有一天野司断粮，到下午3点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午饭还没有着落。警卫员狠狠心，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珍藏的北方小枣，献给首长们。刘、邓、张、李四个人七只眼瞪着五颗小枣，推来让去，最后平分，每人一颗权作午餐，剩下一颗非让警卫员吃了不可。警卫员拗不过，当着首长的面把枣含在嘴里，出门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干放进口袋。那是他过黄河时，未婚妻送他的，是个念物。
行军走路跌跤子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军，刘伯承骑在马上，警卫员走着走着听到一声响，回头看，吓坏了——刘伯承和马都不见了。赶紧摸黑跑下山沟，边哭边喊，只见马摔坏了，刘伯承却坐在厚厚的腐叶枯枝上，没伤着筋骨，还笑着安慰警卫员：“不慌，不慌。莫得事情嘛。你要是有红枣，我还能吃几颗哩。”后来没有马骑了，刘伯承照样摔了不少“骑马跤”。50多岁的人了，谁看见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就那么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第1纵队第1旅第2团3营9连连长王崇乐是豫北清丰县人，跟着部队过黄河进大别山，后来又渡长江一直进入西藏，走完了刘邓大军的全部征程，最后叶落归根白发苍苍回到河南故里。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抽着“黄金叶”香烟，说：
“年轻时我精瘦精瘦，从来没得过病，不知道药是啥滋味儿。可进了大别山，我却没逃过去，让个小蚊子折腾惨了，发起烧来满嘴火泡，闹起冷来钻进草垛能把草垛哆味塌。
“团政委李彬告诉我这是打摆子，让我吃‘百草丸’。我就吃了，结果浑身发热，一打嗝一股膻味儿，气得我直骂娘。一打听，人家告诉我：啥白草丸？那是羊屎蛋儿！还说羊吃白草，百草都是药，这偏方啥病都治。我越听越想越恶心，发誓病死也不吃了。
“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12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十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第2纵队第5旅第15团从团长到司号员，几乎人人都没逃过疥疮的折磨，夜间奇痒无法人睡，白天行军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三挠，“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儿。这队伍怎么带？团长黄家景听说商城附近有个温泉，叫“汤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疮，就和政委田涛商量，集中全团兵力打“汤泉池”。
“汤泉池‘北面的山头驻着敌保安团的两个连，平时强征往来行商的税款。那天拂晓，第15团发起突然袭击，冲锋号、步枪、机枪一起响，战士们端着刺刀往上冲。敌人不知解放军的真实意图，以为来抢税款，赶紧扛上钱箱撤回商城，边逃边琢磨：这支共军也怪，光打不追。
第15团占领了制高点，全团三个营轮流掩护，脱光了就跳温泉。一天之内，每人平均洗了两三遍。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撤出“汤泉池”，脚步轻快，人也像个人样了。
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纪的人还记得，刘邓的15团在这打过一场“澡塘子战役”。
自然条件的艰苦与恶劣虽令常人难以想象，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愈平。原第2纵队教导团副团长张绍基说：
“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那种苦啊……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它不光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
笔者是在河南省军区医院见到张绍基的。老人心脏病发作才被抢救过来，见到我们，饭也不吃了，拉着不让走：“趁着我还有口气，再多说几句吧！等闭了眼，想说也说不成了。”
讲起刘伯承，老人泪流满面，像失去父亲的孩子。说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绝，连医生的嘱咐也忘了，抓起香烟就抽。
“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这都算不上苦。最苦的就是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变得无依无靠，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把人给闪了。在晋冀鲁豫打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就只管冲吧，反正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艰苦几天，一个胜仗下来，猪肉炖粉条尽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这日子。
“不是说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国民党太坏，咱们自己太弱了。我就是大别山人。红安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红军、新四军三进三出。咱们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国民党烧光杀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哪一家不死个三口五口，甚至满门抄斩啊！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这一回我们说再也不走了，谁信你？话是你说的，可脚还长在你身上。就是他心里对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杀身之祸。所以，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
“这是老白姓。再说说敌人。自从北伐之后，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建立保甲联防、‘五家连座’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织成了一张大网，把大别山罩得严严实实。桂系部队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的媳妇。三姨六舅母，‘亲戚串亲戚，你都分个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放牛，怪可爱的，背不住他就能甩给你一颗手榴弹。
“当时我们有一句话，叫作‘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小保队是地主武装，里面土匪、地痞、流氓、红军时期的叛徒，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他们还懂得游击战术，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一套全反用到我们身上了。部队行军，指不定哪个山头就放一阵黑枪。宿营时他们摸岗哨，把你整连整排地堵在村里。伤病员遭他们残害的就更多了。等你去追，他人熟地熟情况熟，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可没少吃他们的亏。
“想想，在这个地区开辟根据地，无依无靠，像不像没娘的孩子？部队的战斗情绪能不受影响吗？唉，别的苦都能受，只有这种苦才真叫苦呀。
“当然，老百姓大多数还是好的，心还是向着我们的。可那种好法也让你心里难受。有一次，我们好言好语找老乡借东西，谁知他不但不借，还凶狠狠地又吵义骂，就差没把我们打出来。过后呢，他又悄悄把东西送来了，说那样吵骂是是邻居和白狗子听的。要不然，通了‘共匪’，五家连座，非火了他九族不可。还有一次，我们要找个向导，给多少钱老乡都不上。最后一家老乡让我们求急了，就大喊大叫：”要带路，你们把我捆起来，抓上好啦！“老乡一个劲儿地朝我们使眼色，让我们捆起他。我们懂他的意思，他也是怕惹来杀身之祸而做给别人看的。可是让解放军捆着老乡带路，那不成了日本鬼了啦？……你说。这种仗可怎么打法？”
张绍基老人描述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初进大别山的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军政处处长杨国宇组织野战军直属机关转移，途中向老乡问路，说话都不敢出大气：“请问，老乡，这里离泼皮河还有多少路？”
不料老乡冷笑，乜斜着眼睛回答：“怎么？这块地方已经让你们折腾得‘箩里精光’（谐指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啦，还想再利一次皮啊？”
噎得杨同宇尴尬至极。
中秋前夕，独立旅旅长张才干借宿于一农舍，房东母子脸色难看，态度冷淡。
老太太说：“我就是怕呀！每逢八月十二我就害怕。第一次红军离开这里是八月中秋、第二次新四军走了也是中秋。你们一走……唉”‘
张才千默然无语。他就是原新四军第5帅的，去年中原突围时离开了大别山。他知道部队撤离后，老百姓好惨。他知道这里国民党地主武装凶狠毒辣，至今仍四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他知道那。“黑三天”对大别山人民意味着什么。就在离此地不远的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四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鍬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因此，他更知道此时此刻此地，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必须拿出行动！
然而，行动义是何等的艰难。
战士们这样形容大别山：
“一明两暗，马桶吊罐。莫（没）得莫得，可怜可怜。”
这段顺口溜的前两句说的是大别山的民房，后面说的是老乡见到部队，跑个脱的先摊开双手，问什么都答“莫得莫得”，问急了就答“可怜可怜”。
河南、山东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