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家的牛，几十条牛。你回去和雷绍康讲，这件事必须查处！”
黄开群终于明白了：“政委，这件事我知道。牛是打小保队缴获的，是小保队抢的老百姓的牛。”
“为什么不还给群众？”
“牛太多，不知主人是谁。”
“带上一个部队赶起牛，贴上布告，是谁家的谁来认，没人认的分给贫苦人家。这样做有困难吗？”
“没有。只是……听说有的牛已经杀掉吃了。”
“乱弹琴！”
邓小平拿起一支香烟，还没点燃，又把火柴扔掉了：“吃掉的牛要折成钱，如数还给人家，一分也不能少！不要说一条牛，就是一根草也不能拿，这是我军的纪律！”
“是！”黄开群敬礼，准备告辞。
“你回来。”邓小平又叫住他：“前个月我们在小姜湾开整顿纪律会，部队有没有传达？”
“传达了。”
“你给我重述一下内容。”
“小姜湾会议上，刘司令员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还有，邓政委您讲的：“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已挖坟墓。’张际春副政委还宣布：”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必须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群众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邓小平：“好，记得就好。回去后，除了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必须告诉部队，再发生类似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当天上午，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派出纪律检查组，由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负责，去总路嘴检查群众纪律。黄开群也回到第5旅，组织教导队给群众还牛，清理街上的稻草。
临近中午时分，张之轩回来汇报：发现的问题已处理完毕，总共赔偿群众六两黄金。
邓小平戴上军帽，说：“我到街上去看一看。”
总路嘴是个大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已经扫得干干净净。偶有几片枯叶被秋风吹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解放军又驻了进来。老百姓两头跑反，见队伍就逃，至今仍没有几户回来。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挂着门板，房舍紧闭大门，街上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
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指着不远处的店铺说着什么。
邓小平想和他们随便聊聊，刚靠上去，两个汉子便慌乱地担起柴，匆匆离去。
邓小平有些奇怪，顺着刚才那两人的手指方向望去——
一个军人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夹着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拐出店铺，扬长而去，留下一个背影。
邓小平追了几步没追上，站下来，对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哪个单位的？”
张之轩调查回来，见刘伯承、李达、张际春都等在邓小平的屋里。
邓小平问：“搞清楚了？”
张之轩点点头：“是个副连长，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拿？这是抢！”
邓小平摔掉香烟：“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要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
刘伯承来回踱步，问：
“他是哪个单位的？”
“警卫团的。”
“哦……”刘伯承摇摇头，叹道：“灯下黑哟！问题竟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李达，际春同志，你们说说。”
李达脸色铁青：“既然问题发生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纪律。”
“我同意。”张际春声调不高，却透着沉重：“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再错，这就无法挽回了。”
“问题就在这里。”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见是空的，攥成纸团。“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你离坟墓也就不远了。问题既然发生，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说了“是”，身子却未动。
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要说？”
张之轩：“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中秋节那天，首长还……”
刘伯承想起来了，一惊：“你说他就是……”
“3连副连长赵桂良，他还说……”
“不要说了，我知道他。”
刘伯承缓缓地抓下帽子、眉头紧柠着，接下来的话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了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一定也很勇敢。可……他为什么偏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邓政委常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军队是穿军衣的人民子弟。他怎么能忘记这个根本呢？”
“张之轩同志，请你转告赵桂良副连长，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当然，我们也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制定的，是我军的建军宗旨，也是我们每个军人执行党的政策最起码的和必须做到的。作为党员干部更应该起带头作用当骨干，不然就是骷髅！你对他讲，我刘伯承说了，希望他能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邓小平一只手拧着额头，一只手掐着香烟，没有说话。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浓重的烟雾迷漫在整个房间里，使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切肤般的痛苦正咀啮着他的心。
禁闭室。
桌上放着一碗面条，是首长们让炊事员专门为赵桂良做的；碗盛得满满的，已经没了热气。
赵桂良呆呆地望着面碗，一动不动。颌骨上的枪伤结着紫疤，那是日本人留给他的。这光荣的弹痕却将成为这座残缺雕像上的历史印记。
“吃些吧。”
张之轩劝着，又一次把碗端到他的面前。
赵桂良摇摇头，蓄在眼里的泪“叭”地落在碗中。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赵桂良焦干的嘴唇蠕动着：
“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
“还是这几句？你难道……再考虑考虑，时间不多了，真的没有别的话了？哪怕……哪怕事后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讲讲呀！”
张之轩几乎要哭出来。
赵桂良摇着头：“没有，真的没有。”
良久，张之轩与赵桂良相视无言。
突然，赵桂良捂住脸失声痛哭：“我……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老妈妈。我……我对不起她呀！……如果说要求，我只有一个……等革命胜利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不是这样……”
张之轩点着头，再也抑制不住，掏出手帕擦泪。
门外传来哨兵和一个人的争吵声。
张之轩推开门，见是3连的战士牛原平。朱原平已失去控制，冲进房间，扑到赵桂良的怀里。
“副连长，让我替你去死，让我……”牛原平孩子般地痛哭。
赵桂良一下子变成头雄狮，猛地推开牛原平：“出去！我现在还没死，还可以命令你，马上给我回连队！”
“我不走！”牛原平用衣袖抹着泪：“反正我想好了要替你去死。不管你再凶，反正我要当着首长的面，把话讲清楚！”
“你敢？”赵桂良怒吼。
“敢！反正我什么都不怕了！”牛原平拉住张之轩的衣襟：“首长，你知道吗？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他拿花布，是要给我做棉衣。他说我小，经不住冻……拿的纸和笔是要给连里出门板报，拿的粉条……”
“牛原平！！！”
赵桂良大喝，要冲上来堵牛原平的嘴。
“赵桂良同志，请你不要这样。”
张之轩阻住赵桂良，把牛原平拉到门外：
“你说，那粉条是怎么回事？”
“副连长见刘司令员最近那么瘦，又听说他爱吃粉条，就想弄些来送给他……”
牛原平的哭诉撕裂了张之轩的心。他当保卫科长好多年了光执行押送国民党高级战俘的任务就有好多次，可眼前的这种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理智和感情在他的内心中反复搏斗。他胸间掀起了感情大潮，横下心，决定去找邓政委。
邓小平听了张之轩的报告，沉默良久，才说：“张之轩同志，我的心情与你一样……关于粉条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司令员，他已经很沉痛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任何压力。”
性格刚毅的邓小平又是沉默，紧抿着双唇，眼里盈着晶莹的泪水。他走到窗前，缓缓推开窗——满目晚秋。
“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连长实行纪律，那么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
张之轩默默地点点头，问道：“那么，对他个人提的要求呢？”
“可以考虑，作为战场牺牲告诉他的家人。三国时，孔明挥泪斩马稷，我们硬是把眼泪水往肚里吞啊！”
邓小平又开始抽烟了。
“张之轩同志，执行吧。在这件事上，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已经逼迫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10万大军的命运。”
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湾前的平场上举行。
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
会场的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
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
沉痛的语调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
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情啊！”
张际春的手被颤巍巍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干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了他呀！……我、我求你啦，首长！求你啦……”
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
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掏出手巾替老人擦泪。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眼前慈母般的红军妈妈的一再哀求，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也无法自制。他离开会场，再一次去找刘伯承和邓小平。
邓小平的房间里静极了。
沉默。
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启口都需要千钧之力。
依然沉默。
直到最后，还是邓小平开了口：“那位老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我这样想，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军纪如山。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邓小平把目光交给刘伯承。
刘伯承的眼睛慢慢合拢，沉重地点了一下山一样的头颅。
张际春走了。
邓小平轻声地说：“刘师长，我陪你到外面走走？”
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拉住邓小平的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