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明又糊涂了，更不敢在顾祝同面前妄加评论，停顿了一下，想起眼下最要紧的事，便又说：“请下命令派对师赶紧上来，否则怕顶不住，歼敌于河滩的计划难以实现。”
顾祝同撂下电话，仍然怀疑刘汝明的报告。
南京有这样的传言：一诚（陈诚）不如一承（刘伯承），五刘（刘峙、刘茂恩、刘汝明、刘广信、刘汝珍）不如一刘（刘伯承）。国军同僚的平庸、委琐致使诸多事情简单变得复杂，有利转为不利，白白断送了许多良机。顾祝同为此忧愤。此时，他既怀疑刘汝明的报告有虚，又狐疑刘伯承的过河是诈，正举棋不定，电话铃又急促响起。
第70师师长陈颐鼎告急：“总座，共军主力大批渡河，先头部队已经过了嘉祥、巨野，请示我师如何行动？”
“情报准确吗？”
“我师驻嘉祥、巨野部队亲眼所见。13团团长到郓城办事，看到刘汝明兵团的55师正在紧急收拢部队，已经无力抵抗了。总座，我师是北上，还是阻截南窜之敌？”
“原地待命，敌情随报。”
刘邓渡河意图不明，既不能让第70师北上，也不能让他轻率出击。顾祝同的眉头越锁越紧。
刘邓主力过黄河确切无疑了。
总裁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顾祝同拿起电话，又放下，刚放下又拿起，最后还是决定先召集司令部作战会议，而后再向南京老头子报告。
山东寿张 沙河崖村 1947年7月1日
刘邓12万大军盘马弯弓，不动声色，安如泰山，预伏了近一个月，形如大泽蛟龙，隐身匿形，纹丝不动。昨天一夜之间，龙腾虎跃，飞越黄河天险。正是守能藏于九地之下，攻能动于九天之上。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来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并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他们创造性的想象力。”
烈日炎炎，暑气蒸人。
一间不大的乡村小学教室里，墙上挂满了标着敌我态势的军用地图，木条凳上坐着陆续赶来开会的各纵队军政首脑。
邓小平翻开6月30日《中央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豫北军民一致合作，粉碎共军狂妄迷梦——刘伯承部业已溃不成军”。
邓小平把报纸递给刘伯承：“梦话！以为我主力还在豫北反攻呢！”
刘伯承接过报纸，笑道：“兵不厌诈，很好嘛！”
会议开始。邓小平讲话：“大反攻的序幕已经揭开了，蒋介石的‘足以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已经被我们撕破！我们渡河后的任务是什么呢？请看——”
邓小平的手指向地图：
“这一头是陕北战场，有胡宗南的20万人；这一头是山东战场，有顾祝同的45万人。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正是连结东西战场的中间地带。刘司令员有个生动的比喻——哑铃式，两头粗，中间细，这就是蒋介石重点进攻后的形势。
“所谓中间细，就是摆在我们当面的只有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六个旅。此外，我们在渡河前，以太行、冀南的军区部队于豫北伪装主力发起进攻，豫皖苏部队向开封以南佯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转移了敌人的视线。蒋介石着令在我野战军主力附近的王仲廉部也由滑县向北开进，更加远离我之渡河地段，于是，这个哑铃的‘把’更细了。
“现在，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斩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去，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反攻。”
刘伯承接道：“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哩？拦腰砍去！”
刘伯承挥臂做了个手势，各纵队司令、政委们笑起来。
邓小平：“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伯承：“经过一年的战争，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人降为373万人，能用于机动的兵力仅40个旅。胡宗南占领延安，蒋介石说这是大时代的开始，我说这是大役事时代的开始。当然，蒋介石的军队在兵力、装备、经济力上仍占很大优势。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洞悉了潜在的反攻形势，提出了中央突破的战略方针，决定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
在坐的纵队干部被这大胆的战略决策震动了，互相交换着眼色。
这些高级将领有的几年、有的十几年跟随刘邓东战西征，他们常为刘邓那计谋深远、纵横贯联、通揽全局的大军事家的风度和才华诚服。刘邓善于就大势与局部沉思，指挥作战总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部署工作“走一步棋，看三步棋”；思考问题“前后照应，上下结合，还要照顾左邻右舍”，“既看到当前的需要，又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真可谓满腹韬略，气度恢宏，充分显示出兵法家、谋略家的赫赫风采。
刘伯承治学勤谨，戎马倥偬也照样手不释卷，他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早年从军，熟读《孙子兵法》。30多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又博览了世界军事论著。几十年日复一日、从孙子到拿破仑、苏活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苏德大战，他都做过深刻的研究，同时著译丰厚。
1942年，刘伯承50寿辰，朱德总司令撰文相贺，文中说：
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为国内不
可多得的将才。
陈毅挥毫赋诗，赞刘伯承：
论兵新孙吴，
守土古范韩。
和刘伯承交过手的日本军事家则以《水浒传》中的神机军师朱武来形容他的机略。傲慢的西方国家只承认中国有“三个半”战略家，刘伯承被列为其中的“一个”。
刘邓大军的人都说刘邓不可分，刘邓自己也这么说。他们的不可分，除去感情上的融洽，更主要的是工作上的默契。刘伯承具有战略家的恢宏磅礴、严谨慎密，邓小平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冷峻、旷达果断，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刘邓指挥艺术”，使“刘邓”这个称谓中间不能加人顿号，成为世人传说的佳话。
刘邓恰如两位造诣极高的导演，气魄非凡地导演出诸多震惊中外的战争活剧。现在刘邓又接受了新的“剧本”，各纵队首脑们将要在这个新“剧本”中担任难度极大的角色；他们很兴奋，同时也感到了压力……
邓小平点燃了一支烟，用目光扫了一下会场：
“同志们，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决策去年打平汉战役之后就有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到了今年初，毛主席又准备动这一招棋。这无疑是一步险棋。打扑克我在行，下棋不行。在座有懂棋道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动这一步棋的沉重。
“3月之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态势摆好了。毛主席不再犹豫，指示我们6月1日前休整完毕，10日前渡过黄河，向外线进击。我们根据部队和敌人的情况，请示了中央，把渡河推迟到6月底……”
刘伯承用手按按眼眶，接道：
“实行战略转移，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志们不要把这次渡河与以往的出击陇海路等同看待。渡河之后，实施战略反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人，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
邓小平指着地图：
“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
纵队首脑们惊愕不已。邓小平接着说：
“大别山是敌人的兵库、粮库、财库，也是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进攻陕北、山东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一一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
“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担子就会重了。不论是在跃进途中，还是到大别山之后，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困难……”
刘伯承：“自古人们只知三峡为川江之天险，我们四川人却都知道天险之外还有一个险关，就是道士关。道士关两山夹一水，山高水急。船行到这里，只有瞄准向峡里冲，稍一歪斜就会船覆人亡。道士关的山岩上刻着‘冲我来’三个大宇，向每一个经过它的人挑战。勇敢者朝它冲过去，平安无事。怯懦者呢？稍一犹豫，掉转船头的念头还未形成，就会被迎面扑来的激流漩涡吞没。我们现在就要冲‘道士关’了。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半点犹豫都不能有！”
邓小平把一个白瓷杯递给刘伯承，接下来说：
“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是以中原为基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同志们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就都会渐渐消耗殆尽。
“现在，边区政府的财政收人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3000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野战军、地方军，晋冀鲁豫有40多万人，长期下去怎么养得起？前几个月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的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都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这不但不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连我们的解放区也会不打自垮。
“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就在于他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进行，彻底搞垮解放区，以达到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我们的战略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到他的老窝里去！”
刘伯承对南征行动做了具体部署。野战军决定出动前在鲁西南先打几仗，以减轻南下的负担。
炮声顺着南风不时地飘进小村。
战事使酷夏更加闷热、躁动。
南京 蒋介石官邸 1947年7月1日
这是座砖瓦结构的两层西式楼房。
灰墙，灰顶，灰色大门。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它曾经是汪精卫的官邸。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住了进来。
有着草坪、花坛的宽阔庭院里，频繁出人着各种高级轿车。悬垂着齐白石画屏、陈设着古玩和象牙雕刻的大小客厅彻夜灯火通明。蒋介石总揽全国军政大权，经常在他的官邸听取党、政、军要人会报，然后根据会报裁决，人们称之为“官邸会报”。
一些国际要员、外国朋友也常光顾这里。
蒋介石是善于揣摩人的心理的。有着家庭气氛的客厅给人以宽松、温馨、亲密的感觉。在这种氛围里，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许多。
此刻，小客厅里坐着一位外国客人。他是蒋介石的政涯密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日前，蒋介石飞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没几大又匆匆而归。他急于会晤这位大使。
司徒雷登品着茶，面对蒋介石，眼睛却在欣赏一个豆青色窑变钧瓷瓶。
这个“中国通”生于中国杭州，曾执教于燕京大学，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了整整50年。除了他的外表，那纯正的汉语，那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