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船，还要用它训练水手。由于国民党封锁河面，禁止一切航船，造船坞只有先挖引河，从渡口挖起，一直拖到靠近村庄、树林的隐蔽处。这是一项大工程，一个船坞一条引河，仅范县就动用了5000多人干了半个月。
5月，冀鲁豫区党委向范县、台前、寿张等八个县发出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水兵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两斤半小米，每人发两套单衣，衣褂上印有“水兵”二字。水兵训练都在引河里，分设七个航运大队，每队600人、30只船，起居行动全部军事化。
与此同时，沿河11个县还掀起了参军热潮，向部队输送兵员达3。7万人。
进入6月，渡送大军的气氛就更浓了。各县各村开展了紧张的支前运动，做军鞋、磨面粉、腾房屋、组织担架队……
44年后，笔者来到范县采访。县党史办主任张瑞雪说：
“那一年人人忙渡军，家家忙支前，村村的石磨嗡嗡响。俺家爷爷进了造船厂，二叔和爹当了水兵；娘白天磨面，晚上做鞋。当时我才12岁，老师领着我们给伤病员送水、洗绷带。家里的鸡下一个蛋，俺娘就叫我给伤员送去。
“俺们范县是老根据地，1945年就解放了，群众觉悟高。敌人的飞机炸它的，俺们干俺们的。有一天夜里，一个炸弹扔在村东头，一下子死了14口；一个叫张玉林的，全家只剩下他和妹妹，他把妹妹往亲戚家一送，照样当他的水兵。
“俺们县的主要渡口有林楼和李桥。6月29日，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渡河准备。乡亲们拆了门板、祖宗的祠堂，去垫渡口。怕船互相碰撞，抱了被褥往船帮上绑。为了渡送大军，俺们县受伤的就不说了，光烈士就上百人。”
我们到了台前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说，他的大伯和父亲都是当年的水兵，父亲在渡河时伤了腿，成了残废。
说起孙口，他说那是个古渡口，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为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当年很繁华，村民也很复杂，国民党的区长、县长都是这个村的人，光大大小小的“司令”就出了六个。虽说1947年解放了，仍是不平静。可是那一年渡送了几万大军，一点事没出。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清查户口，封锁消息，控制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保证大军安全渡河。
我们到了孙口渡口。
今天的孙口已经修建了气派的轮渡码头，是黄河下游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黄河悠悠荡荡从孙口流过，宽阔的水面迷迷濛濛，浑然一片，虽没有当年的惊涛骇浪，仍不失大河名流的伟岸气派。
在距码头200米，我们看到了一尊高大的青色石碑。它矗立在大堤之上，朱红的大字十分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孙口渡河处”。
这古老的渡口，刘伯承、邓小平在此渡河；陈毅、粟裕在此渡河；第四野战军结束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将军们、英雄们也在此渡河。
孙口，可谓将军渡、英雄渡。
李桥渡口在范县境内。从县城到渡口过“白衣阁”、“孙二娘店”，便到了黄河大堤。
堤上亦建了高大的石碑以示纪念。大碑左右是一片参天的柳树林；李桥村坐卧在大堤下的柳树林里。
我们下了堤，想找当年的水兵谈谈。
村头第一家就是当年河防指挥部刘茂斋司令的家，堂屋正中挂着刘茂斋的遗像。他的儿子刘俊文是当年出色的水手，遗憾的是他到济南看女儿去了。走出刘家的门，遇上一个背草的老汉。我们打听当年的水手，他捋着白胡子，笑了，说：“我就是。我大哥、二哥都是。”又指指一个拄棍的老汉：“他也是，还得过银质奖章，是个老功臣哩！”
豫北的百姓憨厚，又秉承了祖先的豪爽。见来了两个外乡人，下田、回村的人都停下脚，凑过来。听说问1947年渡送刘邓大军的事，60岁往上的人就像讲昨天的事，一天一天、一件一件地摆开了。那个拄棍的老汉也蹒跚地走过来，旁边的人说：“他八十七啦，叫王家立，耳朵聋了，啥也听不见。”
王家立耳聋，但能说话。他挤进人群，用手比划着：“刘邓大军过黄河那年，俺送的是第二船，一个晚上俺冲了17趟！”
老辈人把摆渡黄河称作“冲”——顺流疾驰，冲黄河。
不明白王家立怎么知道大伙谈的是渡军的事。也许，他是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感觉到的。那是一种激动、自豪、悲壮，互相碰击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当一个人、一个村、一个集体念及他们最辉煌的事情时才会出现。
一位独臂老人说：
“我是1938年的党员，叫刘明贤。渡大军，我头一个报的名，为争撑头一船我还跟聂言金打了一架。
“那年整个7月飞机天天来，蹭着俺李桥村的屋脊飞，炸弹坑三间屋子那么大，一炸就是几十口。俺这胳膊就是那阵炸掉的。”
老人手里拎着一块猪肉，大概刚从集上回来。见我们注意到了他手里的肉，他说：“明儿是俺的生辰，整七十。割点肉吃吃。”
他哈哈地笑着。
“平时不吃肉吗？”
他摇摇头：“庄稼人，哪有那闲钱！”
抬头看看李桥村的房舍。没有一幢楼房，新瓦房也不多。
“那一年7月17日……”独臂老人突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大军们渡完了河，刘邓给俺们沿河几个县的水兵下了嘉奖令，还犒劳每个人猪肉一斤哩……”
44年过去了，他们不忘属于他们的光荣，甚至还记着那一斤猪肉的犒劳。
这些当年的水兵、水手除了自豪，心底还有苍凉。
他们把革命送过了河，但觉得革命似乎把他们“忘”了。只有县党史办需要当年渡大军的材料了，来个工作员，开个座谈会，给老头子们散几根带把儿的烟。
再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或搞电视剧什么的。来了，询问一番，再感慨一番，任什么问题也帮他们解决不了。但是，他们还会把他们知道的，详尽地、不厌其烦地说出来。说出来“痛快”，只是心底有些空落落的。
也有不愿谈的。我们曾为找沙河涯的孔月仙，从河南的台前县跑到山东的阳谷县，又从山东阳谷跑回河南台前。
1947年渡河的时候，刘邓就住在她家。那时她是新过门的媳妇，执意把新房让给刘邓住，自己住西厢房。刘邓不肯，一个住了西房，一个住了东房，堂屋仍让孔月仙住。
那天我们终于找到了孔月仙。天已经黑了。孔月仙躲在厨房就是不出来。她说她谁也不见。她家房子四处漏雨，都快塌了，想拆了重盖，上面说是革命文物，不让拆。既是革命文物，也该修缮一下，可是也没人管，弄得60多岁的孔月仙一下雨就往闺女家跑……
我们闯进了台前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陈述了老水兵们的愿望和要求。
贤达的县委书记并没有怪我们“多事”。他诚恳地说：
“……如果我满足了水兵的要求，磨面的找上门我管不管？还有造船的、修路的、抬担架的、做军鞋的……说到底，我们县太穷。才不吃返销粮了，可还是个贫困县。
“对你们说这个，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要说一句，请你们三年后再来我们台前县。那时候请你们再各处走一走，听听老辈人的反应，会和今天不一样的。
“我敢说这话，不是我有多能，而是我手里有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县委规划三年后经济翻两番，如果京九深（北京——九江——深圳）铁路开通了，我们县在铁路线上，那就不是翻两番了。全县富了，水兵们也富了，造船的、修路的……都富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从根儿上说，也是刘邓大军前仆后继渡黄河的目的。你们说对不对？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说刘邓大军的黄河没有白渡……”
第3章 横阵造势
鲁西南 黄河南岸 1947年7月2日
刘邓大军第1纵队自孙口、林楼横渡黄河，一刻未停，随即以每小时20华里的强行军扑向百里外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
七月流火，广阔的大平原上无遮无挡。路上的土晒得滚烫，战士的脚板蹭过去，一步一串白烟，整个队伍像走在烧红的铁板上。
无垠的田野上，一人高的高粱散乱地倒在地上，已经枯萎。成群的乌鸦在啄食未成熟的黍米。棉花、绿豆、红薯、瓜藤皆连根拔起，没有生命的藤蔓像死蛇盘蜷在褐色的土地上。大群苍蝇呼地飞起，呼地落下，嗡嗡嘤嘤，吮吸着已经溃烂的生瓜……
战士们都是庄稼人的孩子，庄稼对于种田人意味着什么，在他们幼年跟在爹娘身后拾麦穗的时候就明白了。眼前这一片干枯的失去生命的高粱、豆子、瓜藤使他们心疼。
一个老汉坐在砍倒了高粱的荒地里，呆滞的目光一直望着急速行走的队伍。忽然，他往地上一趴，又滚又爬，拦住了一匹栗色大马。
马上是第1纵队司令员杨勇，他连忙下马。
“给俺报仇哇！”
老汉痛哭流涕。
杨勇扶起老汉。
老汉叫韩起义，是韩庄的。他指着荒野说，高粱长高了，眼看穗子晒红，曹福霖的队伍来了，下了命令，限期五天，把大路两边五里和县城周围10里以内的高粱拔尽，违者按军法治罪。这里的大平原，大路像蛛网一样稠密，大路和大路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超过一里。这等于说，要把所有的高粱全部拔光。他们的理由坦白而简单：高粱隐眼，共军来了望不见，国军撤时也不方便。
鲁西南地质不好，百姓世代以高梁米为食，以高粱杆为燃料。拔了高粱就等于砸了饭碗，断了炊烟。而且拔的还不止高粱，连谷子、豆子、红薯、瓜藤都得拔，因为这些东西“跑时绊脚”。
命令下了三道。第一道说：如果不拔，一棵高粱罚一颗子弹。第二道命令说：一棵高粱罚一支枪。第三道命令说：三天不拔就枪毙。韩起义老汉的五弟是个硬汉，他说：“拔也是死，不拔也是死，就是不拔！”他带头不拔，村里有28户没有拔。结果在第三天头上，一家拉出一个男人，绑在一起，活埋在他们的高粱地里……
韩起义老汉哭诉得死去活来，他指着远处一棵独立的枯干高粱：“那是俺们做的记号，俺五弟他们就埋在那……俺们天天烧香，盼着你们早点过来解放……盼着你们报仇……”
杨勇安慰了老汉，跃马扬鞭，奔驰而去。
一会儿，口令传下来：“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去年，部队也是这个时候来鲁西南。这儿的老百姓和太行山的老百姓一样，亲得很。火热的天，他们冒着炮火把西瓜一直送到战壕里，堆得吃不完。妇女们给伤员洗血衣、喂饭；伤势重不能进食的，她们就挤出自己的奶汁一匙一匙地喂。第1纵队第2团的张玉楼就是这样被救活的。这次行军路过那个村，他向连长请假，执意要去看看那位大嫂。连长给了他10分钟。10分钟后他哭着回来了，说大嫂被曹福霖的兵糟踏了，跳了井……
队伍无声地在鲁西南大地上疾进。
杨勇的日本种大洋马四蹄生风，扬起漠漠黄尘。
杨勇是湖南测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