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是湖南测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解放战争初期，他又指挥部队解放了郓城。这次渡河南下，郓城是第一关，出发前刘伯承曾指示：“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1纵不能有半点含糊！”
今年3月中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7纵队合并，杨勇担任了合并后的第1纵队司令员。3月下旬豫北作战，第1纵队承担了攻歼黄河铁桥守敌、炸毁黄河铁桥的任务。这是豫北战役的关键一环。结果守桥之敌火力猛烈，执行任务的第1旅无法接近桥头，没有完成炸桥任务。新1纵首战失利，上下的挫伤和震动都极大。虽然经过战斗检讨、整顿休息，但整个纵队是否真正恢复了元气，能否重振虎威，还要看郓城之战……
“郓城！”
杨勇策马扬鞭，沉沉的思虑中不由得喊出声来。
他没有料到刘邓又把攻坚的重任交给了他的1纵。这种对部队的信赖在刘邓是一贯的，而对于杨勇则无疑是沉重上复加沉重。
杨勇跟随刘邓这些年，常为刘邓爱兵之诚、用兵之活而铭佩。踏上这块昔日的战场，他不禁想起：去年7月，执行中央指示配合山东战场，跟随刘邓二出陇海，100天内打了五个极漂亮的仗。
那时刘邓东进之军仅有6万人马。但刘邓率兵见利不失，遇机不疑，宽大机动，游刃有余，忽动忽静，忽打忽高——不攻示以攻，攻示以不攻；形似必然而不然，形似不然而必然；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敌顺理成章断判，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古老的兵法韬略在刘邓手里无穷尽地发展、创造，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五战五捷之后，敌将领刘广信说：
“如其说我们受白崇禧、陈诚指挥，不如说受刘伯承指挥。”
有文人填词相贺：
扑面尘沙，黄河故道，堤长水浅人迹少。弃粮诱敌
夜匆忙，鄄南回马如风扫。齐魏争雄，孙膑减灶，战场
还是中原好。古今名将齐旋律，欢呼刘帅用兵巧。
刘伯承在五战结束后，应记者要求发表谈话：
三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17座空城，换得蒋介石6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吧，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
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当我歼灭蒋军西线主力整3师及47师共四个旅后，蒋军西线全线崩溃，其占领我东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东明完归我手。因此，蒋军主力被我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军将不仅无力进攻，也将无力防守，在我保存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终将所占城镇全部都吐出来。目前这种形势已日益接近，再消灭相当数目的蒋军主力，我军大反攻的局面即可出现。
时间在浓烈的硝烟中匆匆而逝。眼下刘邓率领着南征大军已经踏上了反攻的征途。如果说胜利渡河是揭开大反攻的序幕，那么攻打郓城则是大反攻的头一炮。杨勇吸了口气，在疾驰的马背上点燃了一支烟，他这一手连邓小平政委也自叹不如。
他突然想起童年的一件趣事：
八岁那年，他和伙伴们在村后的坟地里玩“抢江山”，这是杨勇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一个人守在坟头上，大家向他进攻，谁最后守住“高地”，谁就是坐江山的“司令官”。杨勇个子高，力气大，伙伴们“死”得四肢朝天，谁也夺不走他的“江山”。他极得意，觉得当司令官是件很容易的事。为了这个“司令”当得像样，他偷偷跑回家，把屋梁上悬挂着的一块腊肉割下来，带上火柴，提上铁锅，飞快地跑向“阵地”。他的“三军部下”一边大嚼腊肉，一边喊他“千岁”“万岁”。
35岁的杨勇想到这里淡淡一笑，举起烟猛吸一口，任那烟缕在胸间左冲右突，回肠荡气。许久，才慢慢吐出，已是淡淡的一丝了。
司令官，这千钧压顶的司令官哟！
“宋江河！”策马赶到杨勇身边的第1纵队参谋长潘焱喊道。
杨勇举目远眺，视野里出现了一条黛色的曲线。
潘焱感慨道：“河两岸的垂杨柳全没了，青纱帐也砍了，只剩下砍不断的河水！”
杨勇无语。
黑黢黢一片城廓浮动在日光的辉圈里，幻化的浮光雾影使城廓神秘幽暗，像神话里16世纪的古城堡。
郓城到了。
鲁西南 郑家庄 1947年7月7日
鲁西南的农家院舍里几乎都栽种着一两棵石榴树。油绿的叶片，蓬茂的枝蔓，无拘无束，爽朗豁达，花如火，果似焰。鸡叫三遍，天色微亮，石榴树上就响起叽叽喳喳的鸟鸣，欢畅得像一台戏。
刘伯承习惯黎明即起。第一件事，问警卫员天气，然后洗漱，再后就坐在院子里看书，一直到吃早饭。多年了，睡得再晚也照旧早起。昨晚上掌灯校译《合同战术》，直到午夜才灭了灯
邓小平也喜欢早起，冲个凉水澡，然后到村外田野上做操、散步。
无论性格、嗜好，这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譬如打牌，刘伯承几乎没一点兴趣，邓小平却在闲暇之时常常摔出一包烟，围坐在参谋、干事中间，只要不影响工作、打仗，一把扑克牌甩得昏天黑地。
偶尔，刘伯承笑嘻嘻地站在他们身后看一会儿——自然也看不出啥子门道，不过凑凑兴一一然后或铺开纸砚舞弄他的书法墨宝，或斜靠在铺上看他的书。
那边甩得噼里啪啦，这里写得、看得津津有味。互不干扰，互不排斥，似乎缺了一方，倒难以达到“相反相成”的妙境。
邓小平说过：“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分。同刘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这天清晨，邓小平走出房门，刘伯承已经坐在石榴树下了。
邓小平拂着短头发茬上的水，见刘伯承捧着的是一本俄文书，说：“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
刘伯承拍拍木凳上的一本俄文辞典：“我也离不开拐棍儿。这本辞典不好，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了。”
邓小平捧腹大笑，做他的野外活动去了。
刘伯承看了几页书，情报处处长柴成文来了，递上一本油印的小册子。
“哦？印好了！”
刘伯承高兴地翻了一下，抬起头。
“辛苦了。坐吧。啥子时间过河来的？”
“昨天夜里。”
柴成文白净的脸上透着重重的倦色。
这是一本关于大别山地区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民团的详细情报。
刘伯承极重视情报工作。他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为“五行术”。在这五大要素中，他强调最需要下功夫弄清楚的是敌情。因为敌人总是要采取伪装、佯动、散布谣言等欺骗手段来迷惑对方，所以它最欠确切性。
刘邓野战军被称为“常胜军”，这跟他们的情报工作出色有着极大关系。
这位32岁的情报处处长慎密、睿智。开封、洛阳、郑州、徐州、武汉等地都有他的地下联络网。情报人员根基很深，有的是徐州司令部指挥所作战参谋，、有的是洛阳师管区司令副官，敌区的基本情况都可以了解到。加上侦听、破译等各种手段，柴成文的情报工作做得出色、漂亮。为了弄清大别山敌占区情况，保证战略转折的成功，他亲自到了邯郸党校做调查，那里有1946年从大别山突围出来的新四军第5师的人员。对这本已经编印好的敌情小册子，柴成文自己也很满意。
他是北平大学商学院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完成了从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柴成文，这次去邯郸调查，没到冶陶看看？”
柴成文笑了：“军情如火，哪还有时间‘花前月下’啊！”
“听说‘进攻’那个北平洋学生的人很多，你可要抓紧些。”
柴成文奇怪司令员连这些也知道，忙说：“司令员的情报手段比我高明。”
“哪里，也许我这是过期情报喽。你三十出头了吧？不小了，仗要打，婚姻大事也不能放松。”
早饭后，邓小平到部队去了。刘伯承走进司令部。
李达正在敌情态势图上做标记。暑气还没有升起，他的鼻头上已经堆满了“福汗”。
一过黄河，作战室的地图便换成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垂地而落，挂满了四壁。
第1纵队包围郓城整整六天了，刘伯承迟迟未下攻城命令。
他在纵观全局，构思总体战略。
李达报告说：“顾祝同从山东战场调来了第2兵团司令王敬久。昨天上午8点30分王敬久到达鱼台。”
“噢，王敬久，黄埔1期的。此人北伐、抗日都还是能打的。好嘛，顾祝同把他的心腹之将给我们送来喽。”
刘伯承站在地图前，看着敌人的新态势，不由得发叹：“咦……”
李达知道刘伯承在想什么，接着报告：“敌人分东西两路，正向郓城方向进发。”
刘伯承拿起放大镜，指着东路敌阵：“七个旅一字排开，这叫啥子阵法？这个王敬久布的阵好蹊跷！”
“王敬久是个有勇无谋之将，外号‘王大炮’，他布不出什么妙阵。”
“不要轻看了这个人物。据说，他很喜欢跳舞，花样颇多，是不是把战场当舞场了？参谋长，你通知情报处，让他们把王敬久的情报汇总一下报我，要详细。”
刘伯承的目光又投向地图。
李达把一张木圈椅放在刘伯承身后。他知道，司令员又开始“察敌天地，伺其空隙”了。此一站，不知要多少时辰。
出了门，李达又交待申荣贵，不要让人打扰司令员。
刘伯承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地图上移动。他历来是站在战略全局上考察战场态势的——在运筹当前的同时，总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发展；在运筹局部的战役行动时，也总是胸怀战略行动的全局。他告诫部下：“全局为上，在全局中走好每一步棋。”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智慧的竞赛。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承认：刘伯承用兵神机妙算，足智多谋。
善于“造势”是刘伯承运用谋略的重要体现。他说，同强大之敌作战“要像磁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盘的过程就是调动敌人、促其向不利态势转化的过程。
刘伯承“造势”可谓“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他造势的策略很多，擅长机动是他造势的主要手段。他说：“毛泽东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机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踏步进退，在进退中调动敌人，在进退中消灭敌人。他对“游击”一词的解释也颇有见地：“‘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敌。‘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