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介绍了重庆各界的反应，书记们反复斟酌着。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他去重庆的话，有四个有利条件：一、我们的力量；二、全国的人心；三、蒋自己的困难；四、外国的干预。毛泽东作出了结论，“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样，中共中央于翌日，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五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一锤定音。毛泽东下定了赴重庆谈判的决心。他充分意识到去重庆的风险，排除一切冗务，找刘少奇密谈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他作了最坏的打算。
据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刘少奇后来曾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一些内容，内中有一句话，给人印象最深。毛泽东说：“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毛泽东的意思是，他到了重庆，如果蒋介石要动“拳头”，发动对延安的进攻，只有以“拳头”对“拳头”，他在重庆反而好说话。倘若“礼让”，他在重庆说起话来腰杆子就不硬了。毛泽东这话，和他过去所说的蒋介石“怕硬不怕软”是一个意思。
也就在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曼发去一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前来延安，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随机一起前来。中共中央要美军派出专机，而不是要蒋介石派出专机，显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因为飞机失事之类的事故，是很难加以调查的。用美军的专机，又有美国驻华大使陪同，自然是要安全得多。
毛泽东向刘少奇面授机宜毕，二十七日下午美国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飞机，便降落在延安机场。那是赫尔利的专机。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是身材高大、一身西服的赫尔利和一身戎装、戴着眼镜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他们专程前来迎接毛泽东……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的八角帽换成了巴拿马盔式帽
二十八日，重庆各报以醒目大标题，公布了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赫尔利昨飞延安迎接毛泽东来渝蒋主席派张治中同行定今日中午返抵重庆》。
各报均载国民党中央社根据美国新闻处消息，发表赫尔利二十七日飞往延安时，在重庆机场的声明：“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这样，当二十八日重庆各报送达千千万万读者手中之后，毛泽东来渝成了山城街谈巷议的中心。
这时，在延安枣园，正准备出远门的毛泽东不能不“打扮”起来……向来随随便便，即使穿了打着大补丁的裤子，照样坦然走上讲台的毛泽东，这一回，忽地焕然一新，先是穿上了一件崭新的白绸衬衫，再穿上了一套崭新的灰蓝色中山装——那是叶剑英有“预见”，在北平为他订做了这么一套“礼服”，此时派上用场了。照毛泽东的习惯，他的衣服总是做得那么宽大，特别是裤脚管，肥大得足以伸进另一条腿。在延安窑洞里穿惯布鞋的他，此时换上了一双崭新的黑皮鞋，只是他的黑皮鞋是老式方头的，而蒋介石的黑皮鞋则是时髦的尖头的。
自从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便过着游击生活。即使在延安，也是过着农村式的生活。这次去重庆，是他平生头一回坐飞机，是他十八年来第一次进入大城市，第一次在西装革履和高跟鞋的世界中露面。作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共领袖，他也就“包装”了一番。“我是不是太洋气了一点？”当周恩来进来的时候，毛泽东问他道。周恩来把脑袋稍微歪了一下，打量着毛泽东，说道：“主席，您的帽子好像小了一点。”往常，毛泽东头上戴着的是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鲜红的五角星。眼下，要去重庆，自然不能戴八角帽。他换上了一顶俄式呢礼帽，确实小了一点，那是江青昨天特地跑到苏联医生阿洛夫那里借来的。于是周恩来赶紧拿来一顶巴拿马盔式帽，给毛泽东试戴，倒是正合适。那顶帽子是周恩来的。毛泽东不好意思了，说道：“我怎能夺人所爱？”周恩来道：“重庆我比您熟，总可以再搞到一顶，这顶就送给您吧。”于是，那顶盔式帽，也就成了毛泽东赴重庆的重要“道具”，曾出现在许许多多照片之中李德林、赵光耀、潍河：《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轶事》，《解放军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坐着一辆南洋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从枣园驶往机场。机场上聚集着许多送行的人，大都表情沉默，为毛泽东此行担忧。上飞机前，一行人排成一列横队拍照留念：毛泽东的两侧，站着张治中和赫尔利，他俩都面带微笑，显然为终于请到了毛泽东而兴奋。毛泽东双眉微蹙，表情严肃。然后依次为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毛泽东警卫陈龙。最后一个进机舱的是赫尔利，他在舱口发出“哎，咦，呀”的怪叫声。送行的人们不解，询问在场送行的美军联络组组长包端德。
包端德作了绝妙的解释：“赫尔利是牧羊娃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已养成的在欢快时的一种得意表现吧。”飞机的螺旋桨卷起旋风，坐在机舱头排的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专机在延安上空转了一个圈，然后消失在西南方向的天际。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诗人萧三，自机场送行归来，当即写了一首诗：
毛主席飞上了天空，
地面上千万颗人的心，
都禁不住怦怦地跳动，
都跟着他到了云中。
是的，不论毛主席是在云端，
或者是落在什么地面，
千万颗心，万万颗心——
都时常萦绕在他身边！……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枣园·桂园·林园
由于报上说，毛泽东“定今日中午”抵渝，于是到了中午一时三十分，接机的人们已经赶到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机场今已改为重庆火车站）。欢迎者有几百人。内中最热心的要算民主党派人士，诸如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还有刚从苏联回来的郭沫若夫妇。另一批热心者是数十位中外记者，他们理所当然对这一重大新闻发生浓烈的兴趣。
蒋介石对于毛泽东的到来，并没有给予高规格的礼遇。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没有政府首脑。他派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周至柔将军作为他的代表，前去欢迎。另外，考虑到毛泽东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也去欢迎。重庆的八月，太阳火辣辣的，空中却静悄悄。终于，一架银色的飞机降落了，很多人跑了过去，才知那架飞机叫“美国姑娘”，并非自延安来。直至下午三点三十七分，那架草绿色的专机来了，人们蜂拥而上。最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面带微笑的周恩来，紧接着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起出现了。毛泽东取下头上那顶盔式帽挥舞着向人们致意。“喀嚓，喀嚓”，记者们揿下这历史性的镜头。
毛泽东陷入忙碌的漩涡，跟这个那个打着招呼。
在机场，周恩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了一叠印刷品，顿时记者们一拥而上，将印刷品一抢而光。那是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下机伊始，毛泽东作了如下表态：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美国驻华大使馆派出了牌号为二八一九的防弹车迎接毛泽东。蒋介石也特别拨出了牌号为二八二三的轿车，作为毛泽东专车，也在机场等候。上车之际，毛泽东问往哪里开，他住哪里。周至柔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贵宾用的招待所。那里设备好，环境幽雅。毛泽东笑笑道：“我不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使周至柔颇为尴尬。
张治中赶紧说：“蒋主席还为您准备了山洞林园住所。”
毛泽东听罢，未置可否。
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张治中一起上了美国大使馆的防弹车。那辆蒋介石派出的专车紧随其后。毛泽东一行，直奔张治中公馆——毛泽东才离枣园，便进桂园！毛泽东步入张治中家的客厅，坐在皮沙发上。他已多年未坐过沙发了。当服务小姐给毛泽东端上细瓷盖碗茶杯时，他一不小心，打碎了盖子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重庆《大公报》。，白瓷片撒落在客厅的广漆地板上——他已多年未用过这类东西。大城市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显得那么陌生。
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记者们的注意：他那被香烟烧得焦黄的手指，那簇新的白绸衬衫，那崭新的鞋底，那一口湖南话……毛泽东还没有吃中饭呢！就在张治中急着安排毛泽东吃中饭——其实已是晚饭之际，他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说晚上八时三十分要在山洞林园宴请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刚从延安的枣园到张治中的桂园，又要到蒋介石的林园了。
他在去林园之前，在周恩来陪同下，匆匆前往重庆的“红区”——红岩嘴十三号，会晤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干部们……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国共两巨头历史性的握手
林园，坐落在重庆西郊歌乐山区。这里原来是一片荒野。自从重庆成了陪都，这座山城也就成了日军空袭的目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看中这片山林，一是这里在成渝公路之侧，二是离白市驿机场很近，交通极为便利。于是，蒋介石下令在这里建造一幢园林别墅，作为自己的官邸。
翌夏，别墅落成，蒋介石邀林森来游，林森流露喜爱之意。蒋介石成人之美，将这一别墅赠林森，自己另住重庆的黄山别墅。于是，此处遂称“林森公馆”，又称“林园”。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清早，林森坐车进城，半途与一辆美国军车相撞，导致脑溢血。两个多月后，林森病逝。蒋介石也就返回林园。他在林园新建三幢三楼三底别墅，分别称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林森别墅则编为四号楼。蒋介石住一号楼，称“中正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