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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认居正为“穿窬之徒”，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坚决的拒绝。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价，而希望以建坊之费，准作废府纳价。在运用的方面，纵使不同，但是接受只是接受，还不是同样的民脂民膏？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火节】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直到隆庆六年，才想起纳价的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称“居正攘以为第”，指此。居正曾孙张同奎对于此事的否认（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上六部禀帖》）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其后《明史》根据同奎底言论，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建坊不仅是建坊，坊价送到张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筑工人，由锦衣卫军士包办。这个原是明代的敝风，但是在这一点，似乎居正也不觉得离奇。他说；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借，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责，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书牍五《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
这是万历元年的事。这一座第宅底规模，着实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拟赐金构一书舍耳。不意锦衣庞君遂摹京师第宅，大事兴作，费至不赀。屡屡垂念，给与频蕃，既乖本图，复益罪过，赧怍之衷，口不能悉。”（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第宅之中，有堂有楼，神宗赐名为纯忠堂、捧日楼，又颁御笔大字二幅，对句一联，御前银一千两。（奏疏三《谢堂楼额名并赐金疏》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联曰正气万世，休光百年。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这次建坊、建第底计划，发动的是湖广巡抚汪道昆，（书牍四《答楚抚院汪南明辞建坊》）完成的是继任巡抚赵贤，（即汝泉）恰恰做到“官于楚者，必慕为之”的地步。“给与频蕃”，适成为“营私第以开贿门”的注脚。以后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书牍十《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万历八年，提议建三诏亭；（书牍十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万历九年，提议重行建坊表宅，（书牍十三《答郧阳巡抚杨本庵》）而且一切动工进行，都不待居正底同意。所以无论居正是否默认，这一个贿门，在他当国的时期，永远没有关上。
贿门当然不仅在此。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荆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撺掇张家出来报领。居正自己说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领，极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争欲之，擅众所利，则怨必丛积，家有薄田数亩，可免饥寒，老亲高年，子弟驽劣，诚不愿广地积财以益其过也。”（书牍六《与荆南道府二公》）居正底话没有说错，但是广地积财底事，仍是不断地进行。居正身后，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没产，（《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常洵传》）恰恰证实居正积产底成绩。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贿赂一直送到江陵张家。居正书牍里，屡次提到。（书牍六《答总宪刘紫山》、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书牍九《答向台长》、《答四川总兵刘草塘》、《答吴总宪》。）最阔绰的是两广的长官。万历七年，居正曾说：“自不谷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大致古来两广一带，腐化的空气，特别浓厚，所以岑参看到朋友往广东做官，仔细吩咐他，“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送张子尉南海》）明朝的腐化空气，本来很盛，最盛的还是广东，（见《答刘凝斋书》）吏治底腐化，当然影响到人民底生活，和地方底治安。两广动乱最多，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在贿赂底进行中，也有几次特别的趣事。一位知县底贿赂送来，居正拒绝了，知县认为嫌少，便设法加添。经不起再来一次拒绝，他索性借上一条玉带，一并献上。居正复信说：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书牍七《答傅谏议》）
这仅是小小的诰诫。还不严重。最离奇的是一位郧阳巡抚。他在解任以后，到处活动，声名已经不佳，偏偏又活动到居正门上来了。这是一件笨手笨脚的事，居正怎样提出呢？他只有开一次顽笑，说道已经给吏部提起，但是吏部因为空气不利，只有极力避嫌，不敢起用。说过以后。居正更重重地教训一顿：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虽越在万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寘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
这次居正底地位真是尴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数责。所谓“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也许是指送到江陵张文明底手里，但是这只是悬想，没有证明。
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文明底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李颐底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底放恣。他说过：“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情托》）在“子为父隐”的社会中，居正只能这样说，但是文明底放恣，已经显然。参与这一切的有居正底弟弟，有他底儿子敬修，也有他底族人子弟。万历二年，居正说过：“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书牍六《答总宪廖春泉》）这里透露族中底情态。至于仆役底横肆，在书牍中看到的更不只一处。
从这许多方面看来，刘台所称“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又称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是明代的风气。在腐化的空气中，居正曾经和两广总督刘尧诲谈起：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飨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人是毕竟不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个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居正当国以来，整顿财政，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在他整顿的时候，追比田赋积欠，每年带征三成。纳税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当然认为负担太重。万历三年，居正底门生，御史傅应祯疏称“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促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这是一种谠论。在应祯上疏的时候，居正当然有许多不快，但是到了万历四年，他知道财政方面，已经稳定，同时他也看清赋税方面，有改革底必要。七月居正疏称：臣等又查得隆庆六年六月诏书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庆元年钱粮，除金花银不计外，其余悉从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旱，广东惠、潮二府以兵伤，则并隆庆二年、三年，亦从蠲免，恩至渥矣。乃该地方犹不能追纳，至万历二年，户部乃议于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带征三分而民犹以为苦。何也？盖缘各有司官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侵欺积猾，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于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