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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塘高速是通往天津的公路，到这路口发现：前面车排得密密麻麻，高速都已经封锁了。没有办法，于是车马上调头奔通县方向。但是京深高速被封了，京承高速也封了，能出北京的高速全部封了。看来只能走老路了，可是老路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于是大家决定取道铁路，大伙改从北京站坐火车前往天津！这天的整个下午我就不断地在这种煎熬中度过，随时在那边商量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一直等到晚上六点，我进了剧场。外面天也黑了，剧场内灯也亮起来了，观众们陆陆续续地进场了，我和我夫人以及王海，还有三四位朋友来到了后台。我夫人整理好演出的服装，还有好几个朋友把演出用的桌子都搭好了。一切准备好后，就在那边等待。
后台有一个黑板，这个黑板是中国大戏院独有的，每逢演出，就会有人负责用毛笔在上面写：热烈欢迎某某艺术家前来我剧院表演！当时剧场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写着“热烈欢迎郭德纲……”那人边写边问：“这郭德纲是谁？”他同伴回道：“不知道……”
当时我也没吭声，就站在他们身后，一直等到他们写完了，我说了句：“谢谢，我是郭德纲。”转身回来接着等待。
六点二十分左右，北京来了几位相声演员，刘洪沂等人。我一看，好，心里踏实了些。可是离演出没多久了，德云社的演员们一个都没到。他们的车调回头要到北京站坐火车，中途却被卡在通县那，又耽搁了不少工夫。七点零五分，他们的火车能到天津。可是剧场演出是七点一刻。十分钟他们根本赶不到剧场！这种情况下，北京来的这几位算是给了我条后路，我心里稍微松口气，心想他们中的无论哪一位帮个忙，我就可以先开个场。
观众们都陆续就座，整场黑压压一片。整个后台，就我一个德云社的演员。当时这个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我找到了剧场经理，跟他说明了情况，能否推迟十五分钟，等他们都到齐了再开演。经理说不可以，说七点一刻演就七点一刻演，七点一刻的时候我演不演他可不管，但是他会把灯打亮，把幕拉开。这可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如果是现在的我再回去，那他们有多少胆子也不敢这么讲。但当时我必须逆来顺受，我说那行。这时我回头一看，看到了一个叫高峰的演员。高峰现在是我们德云社的成员，但和现在常驻北京正式参加德云社不一样的是，当时他才开始参加德云社演出，还只是试用期，演完一场过半个月再演的那种。当时我只看到他在后台。
此时距离七点一刻已经没多会儿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穿上衣服吧，你帮着我这头一场。”
“啊，我不会啊。”
“不要紧的，你跟着我就行。有一段《西征梦》，你听过么？”
天津省亲（2）
“好象是听过……”
“那就跟我上台走吧！”
幕已经拉开了，主持人是当天临时请的。主持人报完之后，我就这么拉着高峰出了场，开说当天演出的第一段：《西征梦》。
当时我的心实在压不下来，根本进不了状态。我边说还边想，如果他们火车再晚点，那这段完了之后，我只能再说段单的，单的说完了我再唱段太平歌词，我再怎么也得撑到后台演员全赶到为止。
《西征梦》说了一半的时候，我往右一看上场门，于谦已经换好了上场服装站在那儿朝我挥手了，我心里顿时就踏实了。可能从这一刻开始吧，我才算真的进入了状态。所以，如果有谁要是去找当天的录音和现场的视频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我前十多分钟有些慌张。试想一下，偌大的后台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在观众都满了的情况下，这么多年没回天津了，那场演出要是砸了的话，那可能对我这十年来是个很大的打击。
天无绝人之路，峰回路转般我们就陆续演了下去，节目一个接一个，场下观众也很是支持。很多天津的演员朋友都过来捧场，尤其是马志明先生，也就是“少马爷”，马三立先生的公子。他在艺术造诣上称得上全国第一，没有二话，因为为人较有个性，他和别的演员也很少来往。我们的演出他能亲自过来，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惊喜。他不仅来了，而且还上台夸奖了我一顿，说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马先生的话中极尽表现了一个前辈对后辈的鼓励，直令我感动再三。
那天晚上观众异常的踊跃，一直演到十一点左右，整场演出在皆大欢喜当中闭了幕。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全体演员拉到一个小酒店去吃饭，举杯共庆。
大家也都累了，回北京的路上，天气又变了。刮起了大风，雾也吹散了，月朗风清，当时已是初冬天的凌晨，天气渐凉。我印象很深的是车外面还有树叶，风刮着树叶在车子外面飞，车内的我浮想连翩，感慨不已，油然而生的喟叹，伴着我们的车行，弥散在初冬的夜色中……
后来我才知道了很多很感人的事情。譬如《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袁越，还有很多北京的观众，因为天降大雾，高速公路被堵，他们竟然从北京骑自行车赶到天津去看这场演出。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多，包括那天在剧场中给我们献花篮的观众到最后都数不过来了，其中有当地自发的观众，也有外地的，来自四面八方观众向我们表达了祝贺，实在是盛况空前。那些花篮堆得满满的，要是用大卡车拉回北京的话，至少要拉个六车七车的。
这场演出在我演艺人生当中，有很多值得感慨和回味的地方。从这一天开始，媒体们就开始捧我了，从此往后，越来越热闹，可以说这场演出是我们北京德云社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媒体猛如虎
回到北京之后，我就想，当时北京的观众到天桥乐茶园订票也很紧张，很难买到票，是不是可以在北京也搞两场演出，就算是我们答谢一下观众吧。当时好多剧场安排都很紧张，日程排得满满的，最后选在解放军歌剧院，那里面能坐一千多观众，而且剧场就在二环边上，地理位置也很好，交通方便。对于说相声而言，剧场太大了演员表演时不舒服，前阵子我们去哈尔滨演出，一万多人的场子，我们也说得热火朝天，但对演员来讲，那简直就是体力的严重的透支。那种累法，不上台的人一般体会不到。所以解放军歌剧院成了我们北京专场的首选之地，在这个剧院中我们先后演了三回，共五场。选择的节目都是多年来不上演的，包括全本的《文武双全》、《八大改行》等，这场在新浪网上还视频直播过，当时在线收看的观众达到20万。那段时间，北京以及全国的媒体就更加关注我们德云社了。我们后台已经传出很多新闻，譬如说有这几位盲人，在电台听过郭德纲相声，他们要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摸摸我郭德纲的手。有几位孕妇，从初期怀孕到即将临盆，都是在我们的相声剧场中度过的，好几位都拍着大肚子说：“我生下来这儿子，将来也让他说相声。”
解放军歌剧院的演出，对演员们来讲也是一个锻炼。以往我们德云社有的演员只是在小剧场里演过，没有上过大剧场的台。为了演好这一场，我们之前就集训、排练，总的来说，这几场演出也是相当的成功。媒体的记者们更找到了几个切入点，因为现在没有人象这么说相声的，有一个晚上我说到了十二点钟，返场二十二次，观众们都很疯狂了。我也激动地对着台下说：“只要大家喜欢听，我会把我的最后一天留给相声……”后来因为这么多的返场也引来了一些小麻烦，反引起人家对我个人贪功的误解，其实当时只是情不自禁，观众们情绪也激动不已。
这几场演出，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之后，大批的媒体就如潮水般涌入了。有来自全国范围内的，包括港澳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英国的，多到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无数家媒体来报道。有意思的是，什么《国土资源报》啊一些实在和相声不挨边的都来了，《宠物杂志》居然还要我上一个封面！那时正可谓天下尽说郭德纲，打开大小报纸都是，每天都有，我和德云社的火热俨然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和媒体公众话题。
在此期间，《凤凰卫视》找到我们要做一个专访，要我谈谈相声的现状以及德云社的发展，包括我们对相声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当时一些话在圈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不少人支持我，但也有更多的人骂我。
春节前，大年二十九的时候，凤凰卫视又录了一个专场演出。他们在大年三十就赶后期制作，初一立马就开始播。估计也从来没有哪个电视台对相声有过如此长篇幅的播报，想来这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而且这个节目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影响到很多人。后来有一次我和周华健一起吃饭，周华健居然还能绘声绘色地模仿其中的很多包袱给他妈讲，《我这一辈子》如何如何，当然我也是通过这场节目和周华健交上了朋友。
2006年，我们度过了一个沸沸扬扬的春节。春节之后，这种热浪有增无减，但是我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对劲了。首先是我自己觉得很疲惫，因为每来一位记者都是这么问，问你这十年的发展如何如何。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有兴趣地介绍一下，但是说多了，我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干吗还非得再要我讲一遍呢，而且说多了之后大家都烦了，腻了。我也不愿意象苦命的祥林嫂似的一遍遍去讲，后来就索性有意识地开始回避媒体。再到后来我就干脆正面对大家说，让我休息一段时间，这也就是当时网上所谓的“闭关”——我先闭关吧，我没有时间老谈这些，很多弄了一半的作品没空接着创作、排练。每次在剧场一演完，好几十位记者都在后台等着了。当然这些个媒体的朋友也都不容易，也是为了宣传报道我们，可是我实在是不太喜欢说这些话了——后来干脆就谢绝了，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了。
在这个不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有人告我，一些负面新闻也出来了，有的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很正常，就跟我在云南拍戏时赵本山老师跟我谈的那样，你这要记住了，你红之后，人们的心态不好，凭什么你能红，而他不能？于是都说些个废话，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要让他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自己恢复自己调整的阶段。回过头来想想，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些也不是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