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红色三部曲Ⅱ——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叶永烈
内容简介：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能手。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后，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直至遵义会义，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挫败蒋介石的多次“围剿”……
虽然毛泽东曾受到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被剥夺军权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但是，历史证明他所确立的方针、路线、战略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他受到全党的拥戴，成为党的领袖。
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四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十四年间取得辉煌胜利。从前十四年与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足以看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本书作者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写出了毛泽东被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新著：“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系列长篇“‘四个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以及《陈云之路》、《胡乔木传》、《行走美国》、《行走中国》、《行走俄罗斯》和记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等。
1989年被收进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作品曾获奖80余次。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最佳传记文学家奖”。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于2002年12月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正文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由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但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这时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而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呢？那是因为当时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六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此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友善的反应。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会议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两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苏联顾问帮助他制定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起，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工夫，便拿下了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想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提议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在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北洋军阀部队三千人和警察两千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由此声威大震。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上海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手臂缠着“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1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刚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日的声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四月二十七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三员“大将”中一位是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四十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一九二三年四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一九二七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八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