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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苏“一大”由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
十一月十九日，全苏“一大”选出六十三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那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产生国家主席之后，接着选举总理、副总理（那时称“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依然是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样，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兼总理，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之称，便始于此时。从此，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毛党代表”（红四军党代表）、“毛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改为了“毛主席”。此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但这“主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含义：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起，这“主席”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起，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此后直至他逝世，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从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来改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时，张国焘不在江西，而在鄂豫皖苏区。选举张国焘为副主席，表明新政府不仅统辖江西中央苏区，而且统辖全国各红色区域。中央政府之下，设九部一局。那时的部长，称“人民委员”：
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项英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当时他在上海）
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那座谢氏祠堂里，用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只有一张乒乓桌那么大，门口挂着一个“××人民委员会”的牌子。那一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虽说那一间间简陋的办公室，远不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部的传达室，但今日的一个个部却是由那一个个小房间发展而来的。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成为十八年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演。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共同署名，发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忙碌的，可是他的心境并不舒畅，因为他在党内刚刚蒙受了一次“高强度”的批判。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九三一年五月，项英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可是，在全苏“一大”前夕，却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正因为这样，全苏“一大”由项英主持，任主席团主席。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全然由于他在红军、在苏区那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关于项英重新取代毛泽东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对此说得颇为坦率：三中全会（指六届三中全会——引者注）结束后，中央派项英同志来到苏区。项英对立三路线进行调和，认为李立三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毛泽东同志对任弼时同志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在战场上大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蒙受了沉重的一击。那是在“提灯游行”前夕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六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中央“三人团”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初上台，到了这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更进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被称为“九月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毛泽东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决不是拉拢就能拉过来的人。何况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王明急欲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不早不晚，红军从公秉藩手中夺来的那台一百瓦特收发报机，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联系。那天深夜，值班员刘寅首先听到上海秘密电台的信号，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刘寅马上报告曾三（后来成为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拟了个密码电报发过去，上海秘密电台收到了——这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第一次无线电通报。
曾三是从上海派来的，原来在中共中央上海秘密电台工作。那个秘密电台，是周恩来花了大气力建立的。周恩来派出中共党员李强、张沈川改名换姓，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学得了收发报技术，于一九二九年冬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建立了秘密电台，跟香港的中共地下电台发生联系。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秘密电台的伍云甫、涂作潮、曾三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只是中央苏区没有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仍无法与上海联系。直至在东固歼灭公秉藩师，缴获了那台企盼已久的大功率收发报机，这才终于架起了“瑞金—上海”无线电之桥。
毛泽东曾向无线电台报务员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热烈的祝贺。可是，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空中捷径，却给王明提供了莫大方便——这下子，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这正是王明当时求之不得的！这时候的王明，正准备去苏联。他在十月十八日动身前，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硬要把他那王明路线强加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战场上能够打败蒋介石，那是在于双方是平起平坐的对手，尽管蒋介石人强马壮，人多势众；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却不能不居于劣势，因为王明代表上级，代表中央，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而他碍于组织纪律，必须服从。十月，王明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第四号电报，又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团”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会议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销了。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另外，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样，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当选。
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这样，也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也有人认为对毛泽东的排斥不是始于赣南会议，而是始于宁都会议。见凌步机《“赣南会议”新探》，《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一期——引者注），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此后他专做政府工作了。就在瑞金举行“提灯游行”那天，王明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于接通了“莫斯科—上海”和“上海—瑞金”的无线电联系，王明可以坐在莫斯科，“遥控”着上海以博古为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上海，寒风吹过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行人无几。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和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小店，先是出来一个小伙子，稍过片刻又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这男子穿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