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等。当然，其他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中也注意到了这类资料的使用，但《选择》一书中此类回忆资料之多，是同类书籍中首屈一指的。这也是该书纪实特点的又一体现。
与其他通俗性纪实文学作品不同，《选择》较多地使用了若干基本的史料集，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等。此外，《中共党史资料》、《党史通讯》、《文献与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上公布的史料，在《选择》一书中也有不少的征引。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较多地吸收、使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其他有关毛泽东生平的著述和其他人物传记（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的研究成果，这是《选择》不同于其他纪实文学作品的又一特点。应当指出，多年来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这些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选择》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尝试确实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在大量运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能够对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机关领导人员的变动，毛泽东历任党政职位的变化情况作出较清楚的交代，并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必要的考证，如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古寺巷易宅的哪一层、遵义会议会址究竟在何处、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出席者，等等。《选择》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决不仅仅因为该书的文学性，还因为读者在书中可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谈到，他是在作“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新的尝试”，《选择》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多部作品之一（已出版的另一本是《红色的起点》）。事实上，在不少读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读者）的心目中，《选择》是一本受欢迎的党史著作。我认为，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应该承认《选择》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可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吴景平先生在评论中也逐一指出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在史实方面所存在的差错和不足之处。这些差错，在这次再版修订时，都已一一改正。另外，这里摘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深编辑郝盛潮对本书的读后感：
觉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得不错，比《红色的起点》写得好。
该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明晰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以文学的形式写历史，古虽有之，但今天很少有人尝试，你有尝试了，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尝试。
作者并非历史研究工作者，却能以惊人的求实精神，跑遍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区，行程万里，实地调查、访问，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得此书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这种写作态度，令人钦佩。
我最欣赏的是作者的写作思想比较敞开，没有顾忌。凡认为本书需要写的，就秉笔直抒，娓娓道来。因而有些人物，如李立三、博古等，写得很活，他们的性格、形象、优点和缺点，个个跃然纸上；有些事件，如“三人团”、“AB团”以及高层领导间的争论和斗争等，过去是“禁区”，本书都涉及了，而且写得较有技巧，掌握了分寸。书中也公开披露了一些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知之不多的史料，如瞿秋白上庐山与鲍罗廷密谈；八七会议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而长征途中刘英接替了邓小平秘书长的职务；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关于卢福坦想当总书记而没有当成的情况的原始谈话记录，等等。
郝盛潮先生也认真地指出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史实方面的一些差错。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后改名《毛泽东之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羊城晚报》连载本书时，改名为《毛泽东的崛起》。
我感谢中共党史界对本书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借这次收入“红色三部曲”之际，作者对本书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对有关史实作了订正。
叶永烈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修改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四日再改
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定于上海“沉思斋”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