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的，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过战，但是人民同情他们的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来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蜇了！”
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
“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
“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的、残酷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的时候，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就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的，”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
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①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①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十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辩论是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问题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就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点，且撇开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于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地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得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合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了！它们鼓噪得什么都听不见了。”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的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公爵接过去说。
“我的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喂，多莉，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而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托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说，他认为公爵说的话是文不对题。
“报刊上的一致意见也是这样的。它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
“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但是这话说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下去。“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AlphonseKarr①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①法语：阿里芬斯·卡尔。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就好看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心里想像着他所熟识的编辑们在这支精选部队中的情景。
“噢，不过他们会临阵脱逃的，”多莉说，“结果只会碍事！”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霰弹和拿着马鞭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押阵！”公爵说。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列文开口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份内工作的号召，”他说。“而脑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的。舆论的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是会沉默的，但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弟兄们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但是这不单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流血牺牲，或者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您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含着微笑追问。
“噢，您知道的！”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说，大笑起来。
“‘我来并不是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