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的、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名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他又捉到一只飞蛾，“而且像每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所做的有益的事业，”律师躬着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踌躇地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继续说下去，特别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做了受了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是要使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它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跳跃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欢喜，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恶意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得预先对您讲明，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注意。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抛弃依照法律离婚的念头。”
“啊，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决定。”
律师让他的视线落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上，感觉到他的压抑不住的喜形于色的神情也许会触怒他的委托人。他望着在他鼻子面前飞过的飞蛾，动了动手，但是由于尊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没有去捉那只飞蛾。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实际上办理这种事的形式。”
“您是要我，”律师回答说，没有抬起眼睛来，带着某种的满足仿效着他的委托人说话的语气。“把各种可以实现您的愿望的方法都陈述给您听吗？”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就说下去，仅仅不时地偷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涨红的面孔一眼。
“离婚，照我国的法律，”他说，对于本国的法律微微露出不满的意思，“像您知道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才可能……等一等！”他向在门口伸进头来的助手叫着，但他还是站起来，和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坐下。“在下面的情形之下：夫妇双方生理上有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讯，”他说，弯曲起他的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通奸（他带着显然很满足的神情说出这个字眼）。细分起来就是这样：（他继续弯曲着他的肥大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形及其细别很明显不能归在一类，）丈夫或是妻子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与人通奸。”因为这时他的五个手指都弯曲起来，所以他把手指伸直，继续说下去：“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您下问的，是实际上的应用。所以根据先例，我不能不奉告您在实际上离婚的事件都可以归入下面的情形：据我猜想，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会是别后不通音讯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了点头。
“归入下面的情形：夫妻的一方与人通奸，罪证的发觉经双方承认，或是未经承认而系偶然发觉。我们得承认后面的情形实际上是很少见的，”律师说，然后偷看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他沉默了下来，就像一个手枪商人在细述了每件武器的功效之后，静候顾客选择一样。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说一句话，于是律师继续说：“我想，最普通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是双方承认通奸的事实。如果是对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给搞得这样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他的眼睛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即帮助了他。
“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假如双方都同意这点，那么，细节和形式就无关宏旨了。同时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顾虑，使他无法采纳这个方案。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就是，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证实的偶然的罪证。”
一提起信，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声一声尖细的、怜悯而又轻蔑的声音。
“请考虑考虑吧，”他开始说，“这种事情，像您知道的，是由教会来解决的；神父们对于这种事情顶喜欢盘根究底，”他含着对神父的趣味深表同情的微笑说。“信自然可以作为部分证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证却必须是直接的，就是必须有人证才行。实在说，如果蒙您信托，就请您听任我去选择应当采用的手段吧。要得到结果，就要不择手段。”
“假如是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突然脸色变白了；但是正在这时，律师站了起来，又走到门口去和闯进来打断他话头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是不还价的！”他说着，就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里来。
在他转来的时候，又悄悄地捉到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好窗帷了！”他想着，皱着眉头。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写信把我的决定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立起身来，他扶住桌子。默默地站了一会之后，他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要求您也让我知道您的条件。”
“那是可以办到的，假如您让我完全行动自由的话，”律师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通知呢？”他问，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长靴闪闪发光。
“一个星期之内。您是否愿意承办这件事，以及您的条件怎样，也请您把您的意思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他的委托人送出了房间，于是，一个人留下，完全沉溺在快乐的心情中了。他感到这样快活，使得他违反了常规，给那斤斤计较的老妇人打了个折扣，而且不再去捉飞蛾了，最后他下了决心，到冬天他一定要把全部家具都蒙上天鹅绒，像西戈宁家里一样。
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八月十七日的委员会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胜利的结果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从各方面去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新的委员会，受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鼓动，异常迅速和干劲十足地给组织起来，而且被派到目的地去了。三个月以后，报告呈上来了。少数民族的状况已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研究过了。对于一切问题都冠冕堂皇地作了回答，而且这些回答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它们并不是常常容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产物。这些回答都是根据省长和僧正提供的官方材料，那些材料是根据县长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这些报告又是根据村正和牧师的报告；所以这些回答都是不容置疑的。所有这类的问题，例如，歉收的原因，少数民族墨守陈旧信仰等等，——如果没有官方机关给予便利是千百年都解决不了也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都获得了明白而无可置疑的解答。而这个解决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非常有利。但是在前次会议上感到受了屈辱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就运用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预料不到的策略来。斯特列莫夫带了另外几个同僚，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边来，不但热烈拥护卡列宁提出的法案，而且还提出同一性质然而更趋于极端的法案。这些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了，到这时斯特列莫夫的诡计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法案太趋于极端，立刻显出它的荒谬，以致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和报纸，异口同声都攻击起这些法案来，对于这些法案公认的创始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退在一旁，装得好像自己只是盲从了卡列宁，现在对于已经干出的事不胜惊讶和痛心的样子。这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大的打击。但是不顾衰损的健康和家庭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屈服。委员会里面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说他们自己不该相信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此来替他们的过失辩解，并且说委员会的报告是胡说，形同废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些看出对于公文采取这种彻底否定态度的危险性的人一道，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流社会，甚至在一般社会里，一切都混乱了，虽然大家都感到兴趣，但却没有人了解少数民族是否真的陷于贫穷和灭亡，还是处于繁荣的状态。因为这件事的缘故，一部分也因为由于妻子的不贞而使他遭到轻蔑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处于这样的境地中，他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宣称他要请求允许他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事件，这使委员会大为震惊。得到许可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动身到辽远的省份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出发引起了满城风雨，特别是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了支付给他的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
“我觉得这倒很高尚，”贝特西和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谈起这事的时候说。“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有铁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
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意见甚至使她恼怒了。
“您说得倒很好听，”她说，“您有数不清的家财；但是我真高兴我丈夫夏天去视察。旅行对于他的健康很有益处，他心神也愉快，而且我准备用这笔车马费买一部马车，雇一个马车夫哩。”
在到遥远的省份去的路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坐车去拜访总督。在总是密集着马车和橇车的迦杰特内街十字路口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听到这样一个响亮愉快的声音叫唤他的名字，使他不由得回头一望。在人行道的角落上，站着快活、年轻和红光满面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穿着时髦的短外套，歪戴着流行的低顶帽子，雪白的牙齿在微笑的红唇之间闪烁着；他坚决执拗地呼唤着他，要他停下。他一手扶住一部正停在街角的马车的窗子（从窗口里面伸出一个戴着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小孩的头来），一边微笑着向他妹夫招手。那太太浮着温和的微笑，也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挥手。那就是带着小孩们的多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不愿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见他的内兄。他脱了脱帽，就想坐车驶过去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他的马车夫停住，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