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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虽然简单，但由于新郎是霍家二公子，新娘是影星，故仍然有大批记者前去采访、拍照，各报刊也大作文章，市井坊间仍然议论纷纷。
上次豪门婚宴，因客人多，故作为主人家的霍英东极度紧张和繁忙，但此次因在家中行礼，且前来贺庆的皆为亲属，故他显得相当轻松和欢愉，与前来助兴的记者们有谈有笑，甚是融洽。
记者得知陈琪琪戴在颈上的一串红宝石是霍英东送的，于是好奇地问他价值多少。霍英东笑盈盈说：“不算很贵！”
有记者追问他：“今次送多少礼金给陈家？”
霍英东坦率地讲：“这次没有送礼金，现在不时兴了嘛，婚姻又不是买卖！”
记者见霍英东有问必答，甚是合作，于是穷追不舍：“上次婚宴很隆重，为什么这次如此简单？”
霍英东答道：“第一次办喜事没有经验，筹备得好复杂，挂万漏一，今次不搞盛宴而一切从简，是大家的意思，新人新事新作风，后生仔做的主。”
据说，霍英东从简办震寰的婚事，还有原因，就是他对这桩婚事并不是百分之百满意。原来儿媳陈琪琪是来自台湾的电影明星，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十分紧张，故他认为儿子娶一个台湾女子进霍家，他的处境有些尴尬。但他又不能反对儿子的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低调处理这桩婚事，一切从简操办。有一些知情者还透露，当时，霍家的不少亲朋好友和霍氏集团的一些资深员工还对此有微词，认为霍英东这样做是厚此薄彼，对震寰不公平。
但霍英东后来对陈琪琪也甚为关心和慈爱。
大约是1986年，震寰夫妇到广州参加一个关于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会议，在花园酒店门口，陈琪琪不慎被汽车撞倒，昏迷不醒，大腿几乎被汽车压断，伤势极之严重，被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当时，霍英东正率领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在珠海、中山等地参观、访问。他接到这个消息，极之焦虑，平日事事以工作为重的他，突然宣布取消代表团原定的行程，改为明天到广州，正在晚宴中的代表团成员个个大感意外，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内情。而他就连忙赶赴广州，探望陈琪琪。
广州的医生经过6个小时全力抢救，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医生说：“几乎所有外科需要做的手术，我们都做了，若不是霍英东的媳妇，我们可能就截肢了！”
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陈琪琪才能行走自如。
霍震寰与兄长震霆一样，也曾接受较好的教育。他早年在香港的名校——摩利臣山小学和圣贞德学校念书，后到英国完成中学课程；之后又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获理科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两个学位。
霍震寰的性格也像父亲和兄长，凡事不爱张扬，为人低调。据说，他花10年时间，娶陈琪琪为妻，有一个目的，就是当自己不得不出席一些酬酢场合时，让漂亮、有名气的妻子抢去风头，以分散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力，避过记者的镜头焦点。不知霍震霆娶港姐为妻，是否也有这个意图？
之后，霍震宇娶身为加拿大华侨的女子为妻时，婚事亦是从简操办，故社会上几乎无人知道；至于“文”字派和“显”字派的霍家公子的婚事，知道的人则就更少了。
霍氏家族一家三制
有意思的是，霍家与明星甚有缘。除震霆、震寰两位同胞兄弟娶明星为妻外，名义上是霍英东儿子的霍文芳，其第一任太太袁荔是明星，第二任太太洪国华也曾是丽的电视时代的明星。
在霍家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点很是蹊跷。在1977年霍家刊载在报章的讣告上，清楚写明袁荔是霍文芳的妻子，也即说霍文芳当时已成婚。但霍英东却曾对记者说，霍家迎娶朱玲玲是霍家第一次办喜事。此话在别人听来，自然会理解为霍文芳迎娶袁荔并非霍家喜事。于是，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莫非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出？
事实上，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生，他是冯坚妮嫁给霍英东时，带进霍家，并改姓霍的。霍文芳生于1950年，但他的父、母亲到底是何人呢？我不便向霍英东及其家人问这个问题，故而对此一直不得而知。
霍英东的3个太太，子女10多个，但他们并不在一起居住，而是一房人住一个地方，故有人称之为“一家三制”。除了霍英东要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周旋外，三房人之间平时并不相往来，每房人过着各自的生活。惟有霍英东在场的时候，比如家人到外面吃饭，霍英东带领到外地出差，三房人当中才偶有同时出现，但都是零零散散地在一起，整个家族成员同时出现于同一场合，应该是绝无仅有。
据我观察得知，他们同时出现于一个场合时，各房人之间看上去并不算亲密，相互间绝少交谈；更有意思的是，不同一房的子女辈互称对方时，往往是唤“霍生”或“霍小姐”，并没有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或直呼其名，甚至连冯女士对“震”字派的三兄弟也是称“霍生”。
反对子女从商
霍英东极为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其10多个子女，几乎个个都曾留洋，在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对子女的管教极为严格，虽家财过百亿，但对子女花钱却严加限制。霍英东曾对我说，到现在为止，他给每个子女的钱并不多，每人名下的钱还不足够买一个普通的住宅单元；至于每月给他们的钱则一般是每人限于3万港元左右——当然，这只是对那些在霍氏集团工作的子女而言，那些在外头有自己工作的则另当别论。
霍英东向来不喜欢自己的子女经商，更反对子女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据霍氏集团的职员所言，霍英东曾对子女说：“若你们不听我的话，到外面做生意，我就和你们脱离关系！”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认为霍英东自己就是靠一个人白手兴家的，没理由反对子女从商创业。其实，正是由于他自小在商界打滚，见惯商界的风风浪浪，深知商界险恶，故而不希望子女像自己那样去冒险。他有一个心愿：多一些子女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更直接地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事实上，就有子女如霍英东所愿，从国外学成归来后，不靠父荫，靠个人本事打天下，成为专业人士，其中有一个儿子还是政府属下的玛丽医院的高级医务人员。
在10多个子女当中，只有“震”字派的三兄弟在霍氏集团，协助霍英东处理家族庞大的生意。霍英东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基于把家族生意发展光大的考虑。
霍英东在家族中实行的是传统的家长制度，而子女们也对这位威严的慈父言听计从，一切服从父亲的安排，故霍英东对子女们的表现算是甚为满意，从来不太操心；唯一让他时常紧皱眉头的，就是那个名义上是他儿子的霍文芳。
霍文芳喜欢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霍英东对此大加反对。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霍英东在香港接到内地东北地区某省政府的来电，对方称：令公子文芳不久前和我们商谈合作拆烂船生意，我们已决定与他合作，并且会大力支持，尽力配合。对方原认为霍英东会表示感谢，谁知霍英东当即在电话里说：文芳与你们谈的生意，我一无所知，也与我无关，希望你们慎重考虑，放弃与他合作。结果，这宗生意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据说，在此前后，霍英东曾多次责骂霍文芳，叫霍文芳绝对不能打他的招牌与别人谈生意。
令霍英东最为恼火和难堪的是，1991年底，霍文芳涉嫌非法贩卖军火，在美国纽约被捕。霍英东听闻此事，极度震惊，愤怒非常，对着冯坚妮，口口声声大骂霍文芳为“衰仔”。
此事搞得霍英东面目无光，但爱子心切，他还是强忍愤怒之火，四出斡旋。
霍文芳一案公开于世后，霍英东当即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霍文芳有自己的生意，并很少与自己来往。但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还是猜测此案与霍英东有关。其实，霍文芳涉嫌贩卖的15000支AK47自动步枪，利润只有240万美元，折合港币约1800万元，且还是与合伙人共得。这点钱相对家财上百亿的霍英东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在这之前的10年间，不包括投资部分，霍英东捐给内地的款项就超过10亿港元。试想，家财雄厚的霍英东，难道会贪图这点小利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拿儿子的前途、生命去赌博？
据说，后来霍英东花了几十万美元担保霍文芳回港。霍英东一见到他，就劈头大骂，并声称对他在外头惹是生非不再理睬，果然，从此两父子在家庭聚会时，霍文芳虽也偶有出席，但霍英东每次见到他出现，心里总是涌上一股怒火，虽然不再骂他，却不再与他说一句话，形同陌路人，且每次都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后来，洪国华因丈夫涉嫌贩卖军火一事，亲自向霍英东提出与霍文芳离婚的要求，霍英东体谅、明白媳妇的心情，当即表示支持。洪国华带着与霍文芳生的儿子单独生活后，曾于1995年年中接受《明报周刊》记者采访，谈及此事：“我提出离婚要求，多谢老爷（霍英东）与奶奶（冯坚妮）都支持我的想法、做法，他们更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终于可以过回自由的生活。”
第三十五章 又见邓公 回乡寻根问祖
1977年7月，霍英东率香港足球队赴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再次见到邓小平，和他谈体育问题。
不久，霍英东第一次返回故乡——广东番禺去寻根问祖……
北京又见邓小平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四人帮”下台，饱受10年“文革”之苦而面貌一新的中国举世瞩目。
霍英东虽多次自谦“不懂政治”，但这次，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将会有重大的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内地开始做生意后，霍英东与内地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但也只是局限于“代理”，即代理内地的石油和海沙出口，而并没有到内地投资办实业。
可能是由于与内地关系向来密切，也可能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在香港不太得志，故他曾有过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念头。但那时内地天天大谈阶级斗争，大喊打倒“走资派”，而他是海外的资本家，何能到内地投资？
“四人帮”下台，霍英东感觉到去内地投资的机会可能快来了。
1977年年中，务实派的邓小平复出，坚定了霍英东的感觉。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往来已十分频繁。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去。
1975年9月，霍英东以港澳体育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到北京，观摩第三届全运会。那时，科威特全国足协主席艾哈迈德·隆敦应邀到京，霍英东还陪他到长城游玩，与他商谈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席位和“驱蒋”的事宜。9月30日，霍英东还收到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出的请柬，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全运会结束后，霍英东还率团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观光。
1977年7月中旬，霍英东又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