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第一支自己的高尔夫球队！”提起这支球队，霍英东往往流露出一副意得志满的神情。
到现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拥有会员超过500人，他们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港澳等地。仅是会费收入，就收回了原来的投资。
而后，中国出现建高尔夫球场热，圈地建高尔夫球场风起云涌，但真正赚钱的却寥寥无几。
新思维影响深远
在兴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同时，霍英东也不断扩展中山温泉宾馆工程，使双人豪华客房增至400套，另有14幢别墅；除此之外，还在宾馆内建起一系列配套设施，如购物中心、音乐舞厅、高级泳池、骑马射击场、电子按摩室、溜冰场、儿童游乐场等等。
温泉宾馆与高尔夫球场连成一体，成为中国内地游玩设施最为齐备的涉外旅游酒店之一。
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之后，接待过不少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王震、彭真、李鹏等人都曾下榻温泉宾馆。
1984年1月，邓小平和家人在这里住了好些天。那次霍英东又再次和邓小平会面。邓小平对他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在温泉宾馆居住期间，邓小平参观了宾馆附属的各项设施，还兴致勃勃地攀登罗三妹山，爬山爬了很久。陪同人员关心他的身体，建议他从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同意，他笑了一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至今，中山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已接待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内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当中有很大部分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或来旅游观光，或来中山投资设厂，从事贸易……既给中山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带来了新观念。中山正是得益于此，市场渐见活跃，经济建设迅速腾飞，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对于中山温泉宾馆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经营成果，一向不喜欢自我评价的霍英东也常常引以为豪。每次，一谈起中山温泉，他就意兴盎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一次，他对我说：“不知你是否看到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纪念画册？”
我问：“怎么啦？”
他说：“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时，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乔石、李瑞环……
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题了词，我想可能是空前的。这也说明，中山温泉的建设、开张虽就只是一件小事，投资也很少，但意义很重大。“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回内地投资的海外商人——在那批商人中，他投进去的资金是最多的。
那是在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是国人还在战战兢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时候，所以，霍英东在中山县建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受益的并不仅是中山或其附近一隅。霍英东的创举，开创了中外合作兴建旅游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先河；同时，他在这两个项目的兴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思维，都毫无疑问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
在广州沙面的一片滩涂上，霍英东果断地拍板：就把酒店建在这里。他又作了一个在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决定：让内地建筑师进行该宾馆的建筑设计。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成为广州“新八景”之一。
参与八大酒店投资计划
当在中山县罗三妹山兴建温泉宾馆的计划确定后，霍英东又在着手筹谋他大举投资内地的第二个工程：在广州沙面的白鹅潭畔，兴建“白天鹅宾馆”。这两个旅游项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商谈和筹备的，只是白天鹅宾馆工程动工稍晚一些。
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定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酝酿已久，快将出台，国家旅游局制订八大中外合资酒店计划，其实是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极力支持的。中国高层支持这个计划，既然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了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中国全力推行开放、改革路线的决心和诚意。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1978年，廖承志特意邀请了一大批香港工商界的巨子赴京，其中有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彭国珍等人。当时，邓小平还会见了他们，并向他们透露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会见时，邓小平还向这批商界巨子了解香港的情况，征求他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霍英东对八大酒店计划非常支持，主动要求参与这八大酒店的投资建设，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还为此南下广东，与霍英东商议此事。那次，霍英东还陪卢绪章跑了番禺、中山等地，了解、探索广东旅游业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前景。
选择在哪个城市建宾馆呢？霍英东最初想到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他知道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而且又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在那里建旅游宾馆实为上上之选；而上海在20世纪初期，已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名城之一，与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各地的政要、商贾、名流云集之城，当然也是建旅游宾馆的理想之地。
国家旅游局有人提醒霍英东：在广州建旅游宾馆，可能比在北京、上海兴建为好。霍英东仔细一想，也觉有理。广州虽无太出名的名胜古迹，但向来港澳和华侨旅客较多，一年两次的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又在那里举行；加之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方面会先走一步，有利条件较多。于是，霍英东改变初衷，决定在广州兴建。
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赖竹岩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应邀到香港，与霍英东商谈兴建旅游宾馆事宜。一经接触，霍英东发现双方在对投资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差异较大，相互沟通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地开放伊始，内地官员对一些属于国际惯例的投资问题知之甚少。
在与广州市的官员商谈时，霍英东提出：“酒店1000间客房、建筑材料、劳动工资、市政工程、绿化工程等完全由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内地一方不需投资，还本付息按国家规定办。”
“维昌”是霍英东和香港另一商人彭国珍合组的公司。不久，彭国珍病逝；后来，霍英东买下彭国珍在“维昌”所持的股份，一个人独持“维昌”。
另外，霍英东还向广州市的官员建议：“目前有很多侨胞、港澳同胞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居住，而国家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很慢。可以在香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香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侨胞的要求，又减少广州住房紧张的局面。”
霍英东可能是最早提议在内地发展房地产业，向海外推销的商人；至于后来内地兴起地产热，向海外倾销楼盘，则是好几年之后的事。由此可见霍英东眼光独到，高瞻远瞩。
双方谈了几天，还是未能在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管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是，在广州市领导小组代表团离港返穗前，霍英东还是和他们草签了初步合作协议。霍英东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到广州投资的诚意和决心。
之后，霍英东又上广州几次，继续与广州市的有关官员商谈。
执意选址沙面
每次上广州，霍英东都驱车在市内到处跑，物色酒店的地址。最初，广州市方面决定把白云宾馆对面的那幅面积5万平方米的地皮批给霍英东。但霍英东看到那里是菜地，他担心占用菜地会引起市民不满，于是放弃。而这块地，后来又批给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利铭泽当时也参与八大酒店的发展计划，他和李兆基、叶汉家族、郭得胜、黄球等人合组财团，就在这块地上投资建起花园酒店。
另外，当时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等人，也组成新合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酒店。香港另一富商杨元龙也投资在北京兴建香山饭店。
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香山饭店，都是当时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酒店”计划之中的酒店。
一天，霍英东驱车经过广州市区西面的一处地方。从车上往珠江方向望去，只见江畔有一块辽阔的淤塞滩涂，周围空无一物，极为空旷。霍英东联想起世界著名的泰国曼谷东方酒店，也就是建在与眼前所见的这块地方有几分相似的湄公河畔，故而从辽阔的河面望过去，极之雄伟壮观。
霍英东叫司机停车，一行人步行到滩涂处，仔细察看地形。
一番勘察之后，不仅是对这片大滩涂，就连与滩涂相连成片的“沙面”，霍英东都甚感兴趣。沙面有如一个大花园，绿树成荫，常年花香鸟语，故虽处市区，但却没有市区的喧闹和繁杂，向来自成一隅。
当然，沙面最有特色的，还是那一栋栋在绿树掩映之下的楼房，全是欧陆风格的建筑，与中国一般建筑物迥然不同。原来，沙面曾经是外国的租界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集中地。在近代和现代中国，沙面是和外国欺凌中国及中国反对外国欺凌的历史连在一起的。1883年9月，为反抗英国和葡国人无理打死中国人，广州民众愤而冲入沙面租界，烧毁英、美、法、德国的房屋，英政府被迫赔款。1924年，英国政府颁布一项侮辱中国人的新警律，规定出入广州沙面租界的华人须带执照，但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几千名工人于是举行大罢工，最后迫使英国取消该警律。第二年，沙面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反对英、法等国政府，当游行队伍路经沙面对岸的沙基时，英、法等国军队开枪射击，死伤超过200人，造成震惊世界的“沙基惨案”。
有人提出：“填河会增加投资，且地基不知是不是坚固？”
“我们有多年填海造地经验，填河造地不成问题，而且填河既可以不占土地，也可免除拆迁阻力。”霍英东说。
“在这里建宾馆，可能会破坏沙面原有的景观。”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霍英东解释说：“我们可以多填一些土地，建设公园，增添沙面休憩地方。只要规划好、建设好，宾馆区和沙面就能连成一个整体。这不但不会影响原有景观，反而会使沙面变得更加美丽、更有吸引力！”
霍英东如此执着要在沙面建酒店，不知除了因为这块地方确实风景优美之外，是否还有与沙面历史有关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否有这样的想法：沙面，帝国主义曾在这里镇压过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而今，我们要在这里建起雄伟的大厦，与那些欧式建筑物形成对照，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威严？——其实，像霍英东这种民族意识极强，又曾一度深受英美两国“政治迫害”之苦的老爱国者来说，做出这样的考虑是不足为奇的。
在霍英东的执意坚持下，广州方面最后也同意选址沙面。
给即将兴建的酒店起一个什么名称好呢？据霍英东所述：“那时，有一次，我们和叶帅（叶剑英）见面，我说起在沙面起酒店，叶帅就说那个地方原来叫白鹅潭，还讲起与白鹅潭有关的历史故事。所以，最初，我们签协议时也是称‘白鹅潭宾馆’，后来才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