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缩小东、西两地在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而融为一体，广为世界关注。霍英东在德国跑了10多天，认真考察德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他希望通过现场考察，把两德合并后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出来，向中国领导人献策，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而后，又到了东欧一些国家考察……
我曾问他：“你这几年考察了不少国家，你觉得德国、东欧等国家有哪些方面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霍英东说：“看了那些国家的情况后，我觉得什么也不需借鉴，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成功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也学不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很简单，我时常想，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困难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点是因为缺少一个它们的‘香港’。你想想，中国搞改革开放，香港不仅为内地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国际信息，而且成为内地与国际接轨的枢纽，特别是成为3000多万华人与内地交往的主要关口。而这数千万海外华人，据说掌握着2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比目前中国内地的国家总资产大约高四五倍。想想中国近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艰难而惨痛的历史，也可以知道，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是难以有什么变化的。所以，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霍英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宣扬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4年曾到广州访问，当时霍英东和前广东省长朱森林一起宴请尼克松。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在向尼克松敬酒时，对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很艰巨，不少地区还很落后，有些人还睡在街上。12亿人口的中国生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想世界的负担有多重，我们中国要跟美国买一辆波音747客机，你知道我们要用多少船香蕉才能买到。一句话，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一次交谈时，我曾问霍英东：“好像听人讲过，你不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是中共的自己人，事实是怎样的？”
霍英东笑而不答，但他的一位助手却不加思索地笑着说：“绝对不是，这个说法完全没根据。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出乎意料之外，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你知道啦，他家里有三个老婆，共产党员怎能有几个老婆；另外，澳门娱乐公司，他是股东，怎么可能呢？”
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在香港几十年，接触过不少资本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包括以前从香港回内地、现在当广东工商联主席的陈祖培，以及李嘉诚、王宽诚等等许多资本家，这种感情是很浓厚的。王宽诚是北角地王，他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靠内地赚钱，而是靠地产赚钱。他病后，一直在北京，死也要死在北京……不少海外的资本家，都希望通过商业来强国富国。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讲过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思想、感情。霍生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他写那篇欧华学会讲稿（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时，也想过会得罪一些人，但他觉得，为了香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得罪一些人，最多不做政协副主席，就这么简单。”
“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1989年风波之后，一些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迁册、移资、移民形成风潮，连霍英东的一些生意上的伙伴也迁册国外，转移资金出港。
据说，那场风波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霍英东的一个生意伙伴——汤于翰医生就做出移资的行动。霍家和汤家各占一半股权的福堂有限公司，拥有毕打行和不少物业。那时，福堂通过一项特别决议，重新发行两种极特别的股票，F股发给霍家，T股发给汤家，两家权益比例仍保持不变，但汤家拥有的股权，则自此改由两家地处太平洋曲克岛的信托公司持有，福堂的一半权益成功迁册至曲克岛。
到了1990年底，代理内地的东方石油也有迁册行动。该公司由霍氏家族和刘氏家族合办，权益各占一半，刘氏家族那时却把名下权益，迁册至非洲的利比里亚。
生意伙伴迁册，但霍英东仍然如他几年前所言，“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他并未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并未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所以也用不着转移生意基地，另谋发展。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正如他在那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渐兴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荣最大的保证。我相信香港将来仍旧会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仍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香港仍旧是中国内地与世界往来的重要窗口。”
有无可能当上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力支持者，是中方在香港的一位重要的朋友。1989年风波后，香港社会极不稳定，一些原本与中方有接触的大资本家也主动疏远中方，与中方保持一定距离。有好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大资本家都不想上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
后来，中国政府为打破这个僵局，主动邀请香港一些大资本家上京，以恢复双方的关系，了解北京新领导层的态度。
1990年，霍英东和大儿子震霆两次上京，会见了江泽民和李鹏，与两位领导人谈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谈中国的体育发展，谈北京亚运会……
虽然霍英东从来不在内地拉帮结党，但由于在体育事务方面和人大、政协事务上与中方有较多接触，故中方高层中的不少人与他的关系都很友好。近几年，霍英东每年都北上北京、北戴河等地，与邓小平、李鹏、薄一波、胡锦涛等人游泳或打网球……其中，他与杨尚昆的关系更为密切，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就已经在广东结识。
虽然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霍英东一直表现低调，他的一些提议也不获中方官员重视，但那段时间，在香港却盛传霍英东可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一些报刊还一度就此大事渲染。
对于何种人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各方的看法并不一致。邓小平说过，将来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不一定来自政界，可以是新闻记者、律师、商人等专业人士；至于首任行政长官，应该是能同时为各方都接受得了的人士；而香港市民，却普遍认为应该由熟悉香港政府运作情况的人士出任，如现任布政司陈方安生这一类人。对于商人，香港市民一般都不赞成由他们出任未来行政长官。而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曾公开表态，不应由商人担任行政长官，因利益上有冲突。
近10年来，香港曾盛传的首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主要有霍英东、包玉刚、李国宝、查良镛、陈方安生、陈祖泽、钟士元、李福善、杨铁梁、董建华、梁振英、荣智健、吴光正、曾宪梓、罗德丞、王锟等人。有意思的是，近两三年，即使霍英东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却几乎再听不到关于他能否成为首任行政长官的议论，似乎香港社会已经认为霍英东完全没有可能出任此职。
按照我的理解，未来特区行政长官的人选一定大爆冷门，大大出乎别人的意料之外，近两三年内盛传的那些热门人选，完全有可能一一落空。按照中国政坛的一般常态，一个人越早曝光，社会上对他高就官位的传闻越多，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未来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既可能出人意表，便不能排除霍英东成为行政长官的可能性。理由主要有三个：其一，霍英东与内地长期合作，久经考验，又在人大、政协这两个机构内任职多年，深受中方信任，就此而言，在香港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可与霍英东相提并论的人选来。
其二，霍英东现已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中，若由他出任首届行政长官，更能凸现北京方面对香港的“高度重视”。
其三，霍英东在香港政坛、商界的地位超然，既超脱于港澳区人大政协圈内的纷争，向来也广为商界的各派势力所接受、尊重；另一方面，他处事低调，不抢风头，不爱自我宣传，稳重而不僵化，既没有政治投机者那种“极左”恶习，也没有那些喜欢借传媒自我曝光和表忠献媚那类人的“骚味”，故而更能取得中方和社会各界的好感。
如果说霍英东当首届行政长官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可能只有两点，一是年龄稍大，二是牵涉商业利益。但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问题。年龄上，他不比传闻中的热门人选钟士元大，且身体向来健康；至于商业利益问题，只要把他的公司转到儿子名下，其商人身份也就轻易转变。
霍英东谈首任行政长官
以上的说法，只是别人的推测，那霍英东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我曾和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在1995年7月，在番禺至广州的路上，那时，舆论盛传陈方安生是最热门的行政长官人选。以下是那次我和他的交谈实录——冷：“有人曾传你是特区第一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你自己怎么看、怎么想？”
霍：“我有自知之明……”
冷：“你认为哪些人才有资格任这个官位？”
霍：“将来有400人组成的推举委员会推举产生。应该说，香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卫奕信、尤德、麦理浩都好，谁来，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社会的运作很成熟，比如彭定康返英国述职，陈方安生可以代理，政府照样运作正常……”
冷：“但‘九七’后，香港高度自治，行政长官的权利可能很大……”
霍：“彭定康也承认他做港督是一个‘沙包’，即是被人打，不能还手；老实讲，做行政长官不容易，除了‘两制’还有‘一国’……”
冷：“你认为从公务员队伍产生好，还是从其它行业产生好？”
霍：“怎样都好，都是看这个人的能力。好像李光耀做新加坡总理，都是众望所归，又如加拿大省督林思齐，都很成功。但始终坐上这个位，都是相当辛苦的……”
冷：“你心目中有无什么人选？”
霍：“任何一个人选，对香港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老实讲，港督和澳督不同，澳督很重要，但港督对香港的影响不大。作为行政长官，既要兼顾12亿人的祖国利益，又要考虑600万人的生活方式不变，不容易……”
冷：“你认为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当这个官？”
霍：“最后还是400人的推举委员会中推举产生……”
冷：“但有人认为这个推举委员会作用不大，主要还是中方在背后操纵或内定……”
霍：“我觉得将来推举行政长官会相当民主，因为最后要经过协商选举产生，假如有两个或若干的提名人的时候，就要竞选。竞选时，可能秘密投票。”
冷：“中共高层领导人有无与你谈过这个问题？”
霍：“都有过，问我有关的情况。当然，任期5年，第一届，40岁以下不行，自己知道年龄已太大，到了‘九七’已是74岁，�